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社会注意力资源是凝聚在信息在社会网络中某一节点上的凝结，这个节点是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它可以是个体、群体或者组织等。这些行动者在集聚信息的同时，向网络中发布信息，因此该节点的社会注意力资源的价值取决于该节点在网络中的定位（可以用社会网络的密度S1和联系的数量S２表示）、以及其向网络中所传播和反馈信息相应变量表达：
信息结构I1：信息结构包括对组织或者个人的信息传播和反馈的结构，代表了社会注意力的美誉度。
信息传播强度I2、信息传播范围I3、信息在反馈量I4：这三个变量代表了个人或者组织知名度，其中I2是在社会网络中对注意力资产的投资（包括广告、攻关和宣传等投入量和频率），I3是其影响的范围，I4是影响的效果（包括广告宣传的效果等）
这样我们可以将社会注意力的价值归结为：Ｖ＝Ｆ（S1，S２，I1， I2、I3、I4）
个人品牌： 社会注意力的资源凝结
名人与品牌的乘数效应
对于名人，人们既感到亲切又感到敬仰，人们总是喜欢把名人同伟大的事物、伟大的人们联系起来，人们也喜欢接触他们羡慕的事物，所以在精神经济时代，厂商对产品最好的促销办法就是运用影星来促销产品，营造品牌情感，即用以满足情感需要的品牌精神内涵。当前大多数品牌都有自己的品牌代言人，代言人为青春靓丽、事业有成、人见人羡的影视明星。例如，力士香皂并没有承诺你会变成一位影星，也没有让人们认为你是一个影星，但谁都知道，当你使用力士香皂时，你也拥有像娜塔莎•金斯姬一样的某些东西。再如波导手机与COCO李玟，耐克与乔丹，安踏与孔令辉，乐百氏与黎明等等，品牌代言人的运用，正是基于消费者羡慕需要的基础之上。
有一项关于名人广告的影响调查，调查中50.2%的人认为名人广告对自己会引起关注，10.5 %的人认为对自己会刺激购买，38.3%的人认为对自己没有更多的影响，这说明名人广告确实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应。正是由于消费传导和广告宣传的作用，加上名人效应，名牌产品可以由一种产品扩大到一组产品，产品形象可以扩大为企业形象，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也起了乘数作用，使名牌商标更具 “含金量”。
“立足于公众测评，寻求品牌和代言人的最佳组合”的零点明星景气指数指标体系中的“明星魅力指数”所包括的几个分项指标来自三期连续性调查中受公众所关注的稳定性明星特质。调查结果表明，大众喜欢娱乐明星和体育明星的主要原因是源自其出众的才艺、外观气质、性格和行事风格、品质和精神和贡献度等八个主要方面，而且公众对于每个方面的关注程度相当稳定。同时数据还显示，公众对娱乐明星和体育明星在每个方面上的关注程度不同：对于娱乐明星，公众更看重他们的外观气质、性格和行事风格；而对于体育明星，他们的体育技能、品质和精神、成功和贡献、影响力等更受关注。鉴于此差异，商家应采用两套指标体系对娱乐明星和体育明星分别测评。
零点明星景气指数指标体系中的“明星人气指数”来自娱乐明星和体育明星在受众中的人气中选率。从三期调查结果看来，受公众喜爱度排在前十位的娱乐、体育明星提名具有稳定性和即时性的特点。排名的稳定性体现在，刘德华三期稳居榜首，在连续三期的调查中排在前十位的还有乔丹、贝克汉姆和成龙。其即时性表现为，每年娱乐界和体育赛事中表现出众的明星都在榜上占有一席之位，可见，大众对相关明星的认知度和喜爱度是随明星在重要的文化活动或体育赛事的出场和卓越表现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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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图表的资料均来源于：零点研究集团于2002年7月和2003年1月利用随机抽样方法针对京沪穗等10个以上城市的超过2500位市民进行的入户访问，以及零点研究集团于2003年10月针对京沪穗汉等9市3198位市民进行的随机抽样入户访问。
名人和名品这种“名上加名”的互相称托，对于商品和名人来讲都是双赢，犹如锦上添花。当然，这里面也有惊心动魄商业冒险，有一个著名的“飞人鞋”的例子。耐克公司创始人菲尔•耐特一开始只是从日本向美国进口价格低廉的运动鞋，与当时的体育用品霸主阿迪达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在耐克公司成立并默默存在了几年后的1984年，耐克公司和阿迪达斯几乎同时拥有了一项将气垫放入运动鞋内以减轻重量的技术，并且双方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将这种气垫鞋推向市场，然而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件事竟成了耐克品牌崛起的转折点。乔丹纵横球场和商场１６年，成为了全世界最成功的职业体育明星和商业体育明星，他的第一份商业广告，就是和耐克公司在１９８４年夏天签订的。当时耐克很不景气，而乔丹喜欢的是欧洲品牌阿迪达斯。不过耐克看好这个极有潜质的小伙子，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并且说将以乔丹为形象，树立他的个人品牌，并且在每双乔丹系列运动鞋的销售中，让乔丹提成。 这种特殊条款刺激了乔丹扬名立万的欲望，也为体育商业开创了先河。耐克以此为契机，借助“飞人鞋”的动力，成为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公司，乔丹也成为了拥有个人运动鞋品牌的第一人。许多人认为，耐克和乔丹的结合，是现代商业和现代体育最完美的婚姻。
与此同时，耐克公司在广告传播通路上，聚焦于强势媒体，广告传播更是重视效果而不是数量，增加广告投入，将品牌推到公众面前。迈克尔•乔丹既是耐克公司进行广告聚焦的工具，也是耐克新的符号标识。一系列的广告聚焦不仅使耐克公司的气垫鞋系列产品脱销，而且带动了耐克公司其他运动系列产品销售量的大幅度增长。1984年耐克公司推出气垫鞋时，耐克公司的销售额还不到100万美元，此后便是一路飙升，到1987年时销售额已接近2000万美元。相比之下，阿迪达斯产品的销售额并无实质性的突破。至此之后，耐克这一原本普普通通的体育用品品牌便跻身于世界知名品牌之列，产品销售量超过阿迪达斯和锐步这两个老牌体育用品知名品牌，确立了其全球体育用品第一的地位。
名人注意力的产业化
在传播理论中有一种共振理论，该理论认为，传播就是把各种刺激包装起来，目的是让一个人原有的资讯与这样的刺激产生共振作用，借此可以实现传播者想要达到的效果。广告传播借用的就是这个原理。广告就是造梦过程，而这个梦与其说是广告制作者外在强加的，不如说是潜藏在消费者心中，消费者或意识到或还未觉察，广告人以其特有的敏感和表现能力将这些欲望挖掘出来，转化为形象化的符号传达。
公众人物往往引领着时尚。名人凭自己的名气和魅力可以感动和感染受众，他的受众有意无意地会接受他认同的价值观。名人注意力的产业化效应能够扩大到了推销的商品上，然而名人注意力的产业化的最佳媒介就是广告。名人们也看到广告的巨大效用和潜力。多数居民肯定广告是帮助消费的。
名人愿意做广告，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物质方面的，第八届宁波国际服装节开幕当天，奥运冠军刘翔一脸憨厚地出现在杉杉展馆前，现场的标语异常醒目———“中国的刘翔，中国的杉杉”。 据可靠消息称，杉杉集团此次抛出1000万元，请刘翔做形象代言人，期限是两年。早在雅典奥运之前，杉杉就已经盯上了刘翔，刘翔夺冠后，杉杉迅速出击，砸出了1000万。按照双方的约定，刘翔以后再也不能代言其他的服装品牌。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名人参与广告业。名人做广告获得的收入可以超过其数年甚至数十年工资总额，这是竞争机制允许之下普通人都愿意去干的；同时，名人高水准的消费更是驱使其做广告的原动力。其二是精神方面的，首先受名人名声的再驱动，某名人只有百分之六十的知名度，那么做广告以后就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的知名度，事实上，一些所谓的名人正是通过广告活动才真正成名的；其次，受追随潮流的心里驱动，名人做广告起初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像滚雪球一样，成为一种追逐现代潮流的表现。可以说，青年演员想一夜走红、老龄演员想形象永留，无疑做广告是一条实惠的捷径。
名人广告现象中的另外一环在于广告商愿意选择名人做广告。专家指出，广告商选择名人做广告去炒作某项产品，通过名人在某一方面的个别效应去促使宣传产品的效应社会化，从而达到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广告商愿意加大投入选择名人做广告是基于诸多原因：一是看中了名人的魅力效应，某些名人一露面，消费者尤其一些追星族就会肃然起敬。这类消费者不会过多地去考虑广告所做产品的质量问题，出于一种心理上的愉悦他也会深信不疑进而购买该产品。二是看中了名人的社会威望，在人们的眼中，名人的资信度要高于普通人，因而认为名人所做的广告产品是可靠的，甚至一些消费者还会误认为即便购买了该产品出了质量问题所得的赔偿损失也比其他广告形式中的更有保证。三是看中了名人所营造的广告氛围，名人一旦做广告就必然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一种氛围，会对消费者构成诱导强势。
广告费用成本还是投资？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注意力价格昂贵，如果只是一次性消费实在不经济。许多企业在广告决策上迟疑不定就是因为担心广告播出后一旦没有销售反应便会血本无归。如果在观念上将广告作为一项投资，这些忧虑就不复存在了。60年代，广告大师奥格威首次提出将广告视为品牌投资过程。品牌的概念对注意力管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品牌这个载体，企业可以把零星投放的注意力成本凝聚为品牌无形资产，从而将注意力消费过程转变为品牌投资过程，一举解决了注意力资源的保留的问题。凝聚在品牌上的无形资产，通过企业的经营行为转化为实际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