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味追求降低成本粗制滥造，只能以失败收场

　　10年前，台湾的综艺节目还是大陆各大节目，争相模仿的对象，曾几何时，现在的台湾综艺节目，随着王牌节目《康熙来了》的收场，已经没有其他可以称道的节目了，有点类似当年的香港电影，只一味追求降低成本粗制滥造，结果最终只能大败收场。

　　在台湾，《康熙来了》40万新台币的制作费用已经算作高昂，其他访谈类的综艺节目制作费仅有20-25万新台币的预算，其中包括了包含录制费用，摄影棚租赁费、布景费、道具费、音效费、梳化费等。

　　反观内地的综艺节目，动辄单集上千万的成本比比皆是，不论是买国外优秀综艺节目的版权，还是请大牌明星，内地综艺节目用资金砸出来的高收视率，在台湾也给老牌综艺节目造成巨大的冲击，很多台湾当地人反映：家里的电视基本都不看了，都是看网络上的节目首播或者下载好国外的节目看。

　　以下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两岸收入对比的艺人，在台湾，言承旭只有6万人民币的通告费，而在大陆则跳了八倍不止，台湾电视节目的制作经费同样制约着艺人的通告费，而在大陆则不存在这类问题，只要你够火。

　　处于电视行业大环境资金的窘迫，台湾编剧收入低已经不再是新闻，但台湾编剧更加窘迫的是电视台的直接介入，剪辑协会的行情报道里面就有提到：”台湾本土剧《娘家》，边拍边播，由民视高层每晚在战情室决定剧情方向，再交由编剧群编写分场与对白“。

　　而反观韩国综艺节目，可说是不惜工本，制作费之庞大令人难以想象，以超人气的《RunningMan》为例，每集主持连嘉宾就有9到12人，每位主持至少有一位摄影师跟随，还有额外的摄影师负责拍摄环境，以及摇控直升机拍摄。

　　但最后剪辑出来的播放时间，却只有90分钟，换句话说，每位主持的平均镜头，其实只有10分钟左右，为了争取更多曝光率，主持之间便存在无形的竞争，各自必须竭尽所能搞笑搏出位，确保节目质量。

　　如今的香港，文化产业呈现边缘化局面。

　　不少内地电视剧及综艺节目被引入港内，为了追看大陆最新电视剧，有些观众不惜“反翻墙”上内地视频网站，人数之多甚至导致土豆、优酷还开启全面封锁海外IP地址。

　　为了挽救迅速下滑的局势，香港文化产业界竟走上山寨的道路。香港TVB推出的《超级巨声》和《星梦传奇》，都是内地平民选秀节目以及《我是歌手》火爆而衍生出的山寨货，亲子类节目《爸B也Upgrade》更是极度雷同《爸爸去哪儿》。本想把在内地受到认可的娱乐文化引入香港争取本地认同，但无论是明星阵容和还是节目制作都被甩出几条街，收到了相反的效果，遭到香港观众大吐槽，成了文化产业界的“猪队友”。

　　正如TVB综艺科制作总监所说，外地的综艺节目太厉害了，比如《爸爸去哪儿》动辄上千人的摄制团队，香港根本不具备制作这类节目的条件，也没有这么多的资金。香港人力物力成本比内地要高，也不敢像内地一样大手笔的投入，低成本凑合的产品根本无法满足消费者的胃口，出来的效果也吓跑了潜在的投资者和消费者，形成了恶性循环。

　　2成也娱乐，败也娱乐，把握好“娱乐”和“人文”的平衡

　　《康熙》的结束是台湾“综艺圣地”沦陷的一座界碑。十年前到台湾，打开电视机，除了看看议员们打架，闹闹新鲜外，几乎每个频道都是综艺节目的天下：一水儿的无厘头、哗众取宠、耳目松弛、语无尺度，令人叹为观止，欢乐到受不了。这是台湾综艺的生命力，也是他们的局限。

　　对于观众来说，综艺节目的确起到了娱乐和放松的效果，但有些综艺类节目无聊低幼，缺乏智识。有些节目探讨的话题非常无聊，如‘女人是否该穿高跟鞋’。辩论这样的话题实在没有多大意义，我们用很大的投入，花了很多时间，最后呈献给了观众很多垃圾。

　　观众需要的是那些将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正能量传递给他们的节目。以《奇葩说》、《晓松奇谈》和汪涵即将推出的网络推理脱口秀《火星情报局》为代表的个性张扬、有尺度、有想象力的网络节目的兴起，它们对“娱乐性”和“深度化”都有覆盖。这是在综艺节目在娱乐大背景下作出的一种文化创新。

　　我国综艺节目的发展在以“资本为王”的同时，还表现出了另一个特点，即对社会心理和文化现象的关照。《爸爸去哪儿》的成功为中国电视节目制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文化共通和情感共振。

　　收视率往往取决于能不能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现象。观众都喜欢听故事，需要给观众一个语境，让他去参与进来，才能产生共感。

　　不能把电视节目纯粹当做娱乐快销品。中国电视节目未来的发展应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电视节目应成长为文化产品，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和创新。

　　结语：港台文化的衰落与整个市场环境的演变息息相关，虽然这中间有很多不可抗的因素，但这其中，对电视节目制作规律的无视，以及脱离观众的现实内容需求，也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吸取教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此，内地电视业的发展道路才能越加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