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在我还没从《华商报》辞职时，就开始办起了这个小作坊似的艺考培训班，编导、播音专业的高考培训。
办培训班之前，在华商报，我一直做时政新闻，每年去北京采访全国两会，在西安写写给政府吹拉弹唱的稿子，北京、上海、广州飞来飞去开会。
偶尔还被派去采访一下天宫一号发射什么的，采访之余，在酒泉的戈壁滩上撒欢，或者在废弃一千多年的荒漠古城里走走转转。
那时我还充满热情，认为这个社会弊端很多，但总能向善向好，只要大家都有一种向上的力量。
比如，我会策划有关农民工的各种报道，试图通过媒体，促使政府出台更多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里生活的政策；比如城管和摊贩关系紧张，我会策划着街头艺人在“民意晚会”上唱一首歌，通过报纸传递更多摊贩的声音。
很多时候，在媒体，我做的是阶层跟阶层之间的沟通工作，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给这个城市增加点暖色调，而不是加剧各阶层之间的断裂。
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是个转折点。那次事故伤害到很多人，包括媒体人。刘志军治下的铁道部敷衍了事，回避媒体提问，急于就地掩埋被毁动车，在现场被众人拦住后，甚至从即将被掩埋的车厢里救出一个还活着的小女孩儿。
事故处理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遇难者家属抱着丈夫遗像坐车离开，京华时报摄影记者曹宗文顿时情绪失控，嚎啕大哭，被人架出温州殡仪馆，他坐在马路边痛哭了半个小时，泣不成声。
那些天我也很难过，但没有到情绪失控的地步。我把记者的痛哭编发了一条微博，骂了几句铁道部，那条微博当天被转载7万多次，成为新浪当天转载量最高的一条微博。
让我情绪失控的是，温家宝在动车事故现场接受记者提问时，温州日报一个女记者获得了最后一个提问机会，她问的不是动车事故怎样追责，也不是事关人命的动车安全问题，而是“温州市民无私救助了很多乘客，请问总理，您怎么看这样的温州精神。。。”
妈的，死了这么多人，还在想方设法唱赞歌。全国人都瞪着眼睛等待政府做出有关动车安全的承诺，这个时候还在给温州当地官员搽脂抹粉。
我在微博上说，人肉她。十几分钟后，这个女记者在网上被人肉搜索了出来，家庭住址、个人电话、读书工作经历等等资料很翔实。这个女记者托她的家人、同学跟我发来私信，希望我从网上删除这些资料，我说在网上晒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后我再删除。
姚晨那时关注了我，她后来拍了电影《搜索》。
这件事，刺痛我的是，温州日报这个女记者和我一样，是时政记者，平时做的大多是唱赞歌的工作。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每天写那么多的政府消息，报道那么多政府新出台的政策，这些政策看起来高大上，调查过落实情况吗，市民真的享受到这些政策带来的好处了吗，每年在两会上提出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如果采访深入一些，稿子可能就难以见报了。
动车事故后，我要求换部门，不想再采写时政新闻了，我想做社会新闻，哪怕去热线部接听热线，或者去采访街头的下水道井盖丢了，也不想再继续唱赞歌。采写时政新闻，已经让我倒了胃口。
换部门的申请没被批准，我开始消极怠工，从2011年7月，到2012年2月，一个字的新闻都没有写。而在此之前，我采写的新闻，经常一发就是半个版、一个版。
那半年多，我很少去报社，一直在等报社换部门的答复。偶尔我也会回报社转一下，比如中秋节、记者节发东西了，我去领一下；或者傍晚快下班时，我去报社溜达一圈，意思是，我还在。
感谢报社大度，没有开除我。我明白，报社领导也为难，出于爱护的目的，给了我一段情绪疏导的时间。
2011年秋末，我在家里消极怠工，侍弄了几盆花草，养了几块石头，甚至种了一盆麦子。闲着无事发呆时，我在想，如果不当记者了，我能干什么。
大学宿舍同学阿俊电话我，你干脆办个艺考培训班吧，播音编导类的高考艺考，现在比较火。我身边不少朋友从事电视剧编剧行当，有的身价已经接近一线编剧。
我想了想，可以啊，我自己可以带播音编导的必考科目“新闻评论”，我身边的编剧朋友可以带“故事编写”，再从母校陕师大找几个研二、研三的学弟学妹，带带电影史、广播电视史、视听语言，OK了。
在报社从业很多年，在此之前，我也是深圳一所高校的老师，原本就是师大毕业，我的同学毕业后大多当了老师，对于教学，我一点都不陌生。
教学团队迅速搭建完成，中央戏剧学院读研三、正在西安某个宾馆里闭关写电视剧的朋友跑来给我代课，刚跟导演徐峥一起度完假的编剧盛平，还有省电视台的主持人，也跑来帮我代课。
故事编写、叙事散文、新闻评论、电影史、视听语言等等，我的老师们都是这些行业里的一线高手。
在中学任教的同学跟我送来了十五六个学生，尽管此前我没有办过培训班，但他们信任我，相信我能把他们的学生教好。
2011年的年底，我的第一批学生参加陕西省播音编导专业的全省统考，成绩好得出乎我的意料，在全省7800多个考生里，我的学生有3个考进全省前100名，有一个学生，甚至考到了全省第14名。其他学生，全部考进了一本院校。
2012年3月2日，已经过完春节，报社终于来了消息，派我去延安记者站驻站，当站长。终于逃离了时政新闻，我做社会新闻很快乐。
延安当地朋友跟我总结，王歪来延安后，第一个月报道政府官员撒谎去西安开会，其实去了澳门旅游；第二个月报道壶口瀑布快消失了；第三个月报道宝塔山快塌了；第四个月报道荒山上发现野生豹子；第五个月报道黄帝陵的古柏树被盗伐。。。
培训班仍在办着，属于小作坊的形式，每年学生都不多，四五十个，但大多数考得都很好。
报社规定，记者不能在外兼职。我认为我属于自己搞了一个小私塾，平时带几个学生讲讲电影和写作，挺好。很高兴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们比社会干净。
大多数时间，是我的老师在跟孩子们带课。我在记者站驻站、采访之余，每个周末回到西安，只负责跟孩子们讲讲新闻评论，带孩子们看看电影，跟他们买点好吃的。哄大家学得开心一些，别那么累。播音编导专业，属于高考的艺术类考试，我在想办法恢复孩子们的艺术天性。
欣慰的是，学生都很聪明，接受能力强，学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能跟我探讨“斯皮尔伯格如何处理黑白画面”了。
此后的两年，我的学生在播音、编导专业考试中考的都很好，每年都有七八个学生考进全省前100名。
2013年，都市类媒体真正意识到了寒冬。智能手机的普及，加速着大家阅读习惯的改变，看报纸的人越来越少，选择网络阅读、手机阅读的人越来越多。
在新闻法尚未出台、职业化还未成型、新闻专业主义还没来得及建立的时候，都市报已经进入末日黄昏。
此时，相比采写报纸新闻，我的兴趣开始转移到网络传播方面。传媒大变革已经到来，谁最先升起，谁就是朝阳
我想尝试探索新媒体，先从运营一两个自媒体开始吧。尽管我是陕师大美术系毕业，但在报社从业多年，使得我的关注点仍然在新闻传播上。
2013年7月，我从记者站调回报社时政新闻部，9月底，我跟报社递交了辞呈。
我想一边办着培训班养活自己，有一份糊口的收入，一边尝试新媒体运营。培训班挣的钱，我全部花在了自媒体上。
网站、微网站、APP开发、甚至运营一个微信公众号，都很烧钱，也很花费时间。
幸运的是，有这么一个小作坊似的培训班，可以支撑我离开报社那条大船，独自进行新媒体的研发工作。
目前，国内的自媒体都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出现一种成熟的盈利模式。很多朋友问我，你的微信公众号盈利了没有，我说没有，早着呢，先探索着玩吧。
有公司找来，问我能不能帮忙运营一个微信公众号，我跟对方算了一笔成本账，想要运营好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微信公众号，每个月的成本至少15万元，全年成本大约需要200万。对方吐吐舌头，放弃了。在西安，很多人对新媒体的认知，还停留在招聘几个员工就能搞好一个自媒体的水准上。
哪有那么简单，这是一种全新的传播模式和内容生产模式。高水准的自媒体运营，前期必然要烧钱。
从报社辞职后，婉拒了几家邀请我前去工作的单位，抡开膀子，自己开干。
有一天，在我这里代课的一个师妹突然忍不住跟我说：“你原本出入庙堂，怎么现在沦落到跟我们一起招生的地步了。”
我说，怎么能叫沦落，这是一份全新的事业，我从旧体制里逃离出来，边办培训班挣钱，边探索新的媒体传播方式啊。
在中国，记者行业是一碗青春饭。如果你对报社里的管理岗位不感兴趣，只专注于新闻业务的话，干上几年，积累一些经验，想进一步有所突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遇到了天花板，很多东西不能说，不能碰，很多领域你跟本不能涉及。
当然，你也完全可以把媒体当成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应付差事，拿一份勉强能说得过去的薪水，混个温饱。
如果你还有多做一些事情的念头，转型，是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啰嗦这么多，我最后想说的是，在高中任教的校友们、朋友们，跟我多推荐来一些学生吧，我和我的老师团队，负责把他们的播音、编导专业课带好。
在西安这个有点闭塞、还认为“电商”就是新媒体的城市，挣点钱，探索一个新闻人的转型之路，尝试运营新媒体。
去年年底，我租一辆大巴，带着我的学生去陕师大考点参加播音编导专业的全省统考。那时，我最不想见到的就是一向关照我的恩师、师大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震。没想到，一下车就遇见了他。他是全省播音编导专业统考的负责人之一。
之所以不想见到老师，是因为工作这么多年，还一事无成。我一直认为，至少等我能给母校老师交一份可以及格的答卷了，才是探访的时候。
那天李老师第一句话是：“你怎么干培训了？”他眼睛里满是无奈。
不知道该怎么跟老师说起。
当年坐在温州殡仪馆路边痛哭的京华时报记者曹宗文早已辞职，离开报社去了腾讯；我身边的报社同事，都是资深记者，有的去开了电影院，有的远赴北京去了网站。
这些年，新闻环境变了，“当你的情人已更名为玛丽，你怎能再送她一曲菩萨蛮？”
我选择留守西安，依靠一个小作坊似的培训班，挣钱，用来探索新媒体。
我没想过把培训班做成有的培训机构那样，每年招收上千个学生，我理想中的私塾是，小而精，小而美，一个潜心钻研电影、编导专业的小作坊，就很好。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我知道，即便失败，又能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