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广告》社长刘大师的率领下，我和广院广告学系的老勾、大段、小小、阿张，还有上海师大的金老师等人苦哈哈地整理资料，为即将出版的“中国广告20年”专刊忙前忙后。就在这个时候，《新周刊》的社长孙冕从广州来电话，要我写一篇题为“我与广告20年”的个人式的杂感文章。我说，我有公务在身，不能一仆二主。但是，孙社长以潮洲老农特有的恳切态度，苦苦劝诱，声言，个人杂感，与《国际广告》的资料完全没有冲突。我心太软，心太软，最后还是答应下来了。
　　我与广告20年。这好象谁都可以写的题目。好吧，抖抖丑，博大家一笑。
　　首先，我声明，我不是一个广告人。如果一定要冠以什么人的话，我自称是一个“宣传人”，当然，也不是宣传部的人。72年17岁到报社工作。5年后到北京读书，专业就是新闻编采。27岁大学毕业，到电视台工作4年。然后自费留学。然后回国，在大学教广告。从参加革命的经历来看，新闻单位要比广告经历长一点，所以，称宣传人合适。第一次接触广告是在1979年。有一天，同屋的同学神秘兮兮通知我，今晚电视台要播广告。于是，我和大家早早围坐17寸的黑白电视机前。新闻过后，广告来了，几个少女，扭腰扭屁股，好象是什么牛仔裤之类。大家也很兴奋。记得当时那个同屋的同学大声问我，怎么样，神啦！这个同学叫罗明，现在是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
　　79年真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我第二次邂逅广告是在西单的“民主墙”。当时，西单墙可以说是中国的政治晴雨表。大字报、小字报满墙。后来，北京政府以整理交通为由，把民主墙移往月坛，原地变成商品广告栏。就在政府的公报边上，我看到了一张小字报，写道，“为什么要将重要的民主之窗换成了这么无聊的商业广告？广告，滚蛋！”。
　　可以说，当时的我对于广告，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感到新鲜，但总是有距离感。79年广告重归社会，不但没有鲜花和掌声，还招风惹雨，让许多前辈费了很大努力才能正名。当然，这也是后话。
　　大学毕业以后，我去电视台搞少数民族节目，在青藏高原跑了两年多，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广告。那个时候电视台的广告部也很不起眼，在真武庙二条的一栋灰楼里。有一次我为湛江佳能送广告去了一趟，看到有几个大妈在整事。当中一位还问我，你想要A段还是B段。我说随便。这位大妈我后来搞清楚，她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央电视台第一任广告部主任，叫刘瑾如。
　　我对广告发生兴趣，也纯属偶然。86年去日本留学。当时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学广告。到底学什么，我也感到困惑。我在东京呆过两个大学，头一个是东京大学，我不大喜欢那里的气氛，第二年就转到一桥大学。这是一所在商学和经济学方面很有名气的国立大学，出过不少名人。老好人大平正芳，满嘴胡言的石原慎太郎，都算是我的校友。我的老师叫山本武利，在日本新闻学、广告学界颇有名气。我是他的开门弟子。有一天在他的研究室里闲聊，他问我打算主攻什么领域，我说，“老师，我也没有搞清楚呢，您说吧。”他想了想，忽然问道：“101真的有效吗？”我愣了一下，随即答，“有效，据说往葫芦上一抹就能长毛。”当时的日本正流行101生发精，不少留学生在倒这个玩艺。“我要是多带几瓶倒一下，就不用打工了。”我随口一说。老师笑了，我也笑了。笑过之后，山本老师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黄君，做学者有地位，受尊重，但是生活很清苦。做商人，有钱过日子，但是没有地位，不受尊重。你想过好日子，又想受人尊重，最好做学者模样的商人，或者是商人模样的学者。”“有这么样的学问和学者吗？”我问道。“有啊，广告嘛”。他诡秘地一笑，不说了。其实，这是一段师徒日常对话而已，但对我印象很深，从此，我就开始认真琢磨广告了。坦率地说，我学习广告并没有抱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崇高的理想，顶多就是为了吃碗饭而已。所以，每当我看到一些广告人写的自传，为了一个创意寻寻觅觅，出生入死，真为自己的俗气感到无地自容。
　　90年底我回到北京，当时有两个选择，回电视台或者到北京广播学院任教。我选择了后者。为什么会选择后者呢？至今还有不少人问我。其实，答案很简单，这叫“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对于人生，金钱和时间都是“稀缺资源”，金钱好歹可以通过某种努力得到，但是，时间只是过一分少一分。做教师，收入可能不上算，但是，拥有时间资源。另外一点，我不是不喜欢电视行业，但我也知道，电视行业也是吃青春饭的。在电视台年纪一大，手脚不灵便，样子不上镜，除了当官就没有别的出路。我出去几年，如果还回电视台，要和年轻人争饭吃，所学的东西用不上，这值得吗？当然不值。另外，还有一点，我认为广告业对于当时的中国，是一门新兴产业，隐含着无限商机。
　　我的猜测果然没有错。回国不久，就有熟人找上门来了，听说我在国外学的是广告，要我出山给他们搞创意。我反复辩解没用，只好将错就错，穿上东京带来的西服行头跟着他出门了。客户是江西的一个药厂，要做咳嗽药广告。我真做了一个“创意”，用了，熟人马上给了我两百元。天哪，这比我当年写稿子来钱来得快多了！我很激动，告诉教研室的同事老勾，他笑了，告诉我当时北京业内创意退稿费的价码就是两百元，留学生同志，你上当了。我为此事质问熟人，为什么要“杀熟”，他也笑了，新公司第一笔生意，多多包涵。他旋即委任我为该公司的“策划顾问”，还白送名片。这个公司的顶头上司就是后来在广告界叱咤风云的女士谭希松。类似的事情，不少。不久又有一个朋友找我，要我给一个电视广告配音。“用你的广东话，就一嗓子，蓝带啤酒，给二百元！”。
　　90年代初期的广告业，有点象淘金时代，不少的朋友也卷进了这股狂潮。91年我回广东，遇《新舞台》的主编孙冕、《羊城晚报》记者莫丹涛等80年代的文学好友，一说，大家殊路同归，全都在弄广告。孙冕是明搞，正和三九胃泰打得火热。莫丹涛是暗搞。但是，从去年起，莫丹涛也开始明搞了，出任《羊城晚报》的广告部主任。应当承认，在广告方面，孙冕对我的影响很大。在84年，我还是一个淳朴青年，他已经启发我下海“背捞”。“有泰国天然橡胶避妊套，拿北方卖去，一个赚五分呢”。91年一见我就说，“还说什么文学呀，做广告做广告，买车买房！”。我开始还有点酸气，想给他们灌输点科学，可是发现不灵。结果我反倒和他们沆瀣一气，学会了“侃”创意。
　　在90年代初的那几年，这个“侃”字还真有点用。记得有一天，又被朋友拉走了，同行还有几个京城报纸的“名记”。客户来自自常州，号称拥有亚洲最大的水鱼养殖场。那年正好马家军和什么鳖精吹得神神忽忽。客户也想做水鱼粉的胶囊，要我当场出创意。我说，容我想想，调查调查。大家说，不用，不用。留学东洋，喝的鳖汤比白开水多，随口来一个再开饭。四五双眼睛瞧着我，就等我出创意饭票。我想了想，把笔帽摘下，问水鱼场长，做的是水鱼粉胶囊吗？对方说，是的，胶囊。我说，有想法了。我把笔帽攥手心里，一边慢慢摊开手掌一边说道：“寒冬来了，送你一个王八弹”。大家哈哈大笑，都说好创意。于是开饭。乘着酒兴，我向水鱼场长提议，把集团名称改一下，“就叫王八集团好了。还可以树一面水鱼旗”。周围的“京城名记”乐得喷饭，都说这个创意又值十几万。过了几天，朋友来电话说，那个创意吹了。王八弹还行，王八集团可是骂人了。场长和董事长一通话，品出味来了。我至今认为，这是个好创意，绝无骂人之意。他们不识货，遗憾。
　　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侃创意”呢？出于商业机密，不好说。当然，规规矩矩的调查、策划和创意也不少。我从两个方面的实践中学习到很多东西。所以，我每逢给学生讲广告策划课，第一节就要他们学习毛主席的“用革命的两手，对待反革命的两手”，要他们“在诸多的矛盾之中努力寻找主要的矛盾，又在主要的矛盾之中寻找矛盾的主要方面”。市场营销也罢，广告也罢，的确需要漂亮的过程，美丽的包装，但是，其核心，就是能动地适应环境变化，手段要有用，结果要有效。90年代后期，广告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规范化作业”成为大家的口头禅。我也从“侃创意”下岗了，规规矩矩地做学问，做研究。这几年最得意的是，我和广院广告学系的同事为广告界做了几项工作：第一项，每年提供一套“IMI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做年鉴的动机，始于“侃创意”。早年为了说服客户，你要想点巧妙的构思，今天这可不灵了，客户进步了，需要你对市场的分析和判断，需要你为创意提供一个扎实的战略概念。换言之，以前所面对的是身着西服，满面旧社会的乡镇企业家，现在更多的是满嘴洋文数字的“MBA”。所以，我们急广告人所急，为他们提供城市消费者衣食住行的基本数据。做创意，做策划都有用。第二项，从95年开始做所谓媒介产业化研究。媒介是老大，要你研究么？很多朋友对我说过这样话。但是，我不以为然。老大也有发生变化的时候。它要扩充自己的地盘，巩固自己的实力，就必须考虑市场，研究经营。果然，这两年媒介变化大了，市场竞争开始了，我们的那个曾经遭受批判的“产业化”提法，现在成了时髦，用北京土话说，臭了大街。第三项，就是中国广告20年历史资料的整理。动议是《国际广告》刘大师提出来的，我们都说好，就卷起袖子干了起来。现在才发现，麻烦大了，资料庞杂，工程浩大，把大家的精力都牵扯进去了。特别是课题组的担纲大段，原来一介弱女子，现在练就得铜皮铁骨，火眼金睛，说话老冲。压力大，脾气就大，医书早有类似的记载。
　　98年，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回到东京，在一桥大学回炉。我又见到了老山本。他虽然涂了不少101，但效果不显。头发不但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白。自我以后，出了不少师弟师妹，而且都戴博士帽，冲我呲牙咧嘴。我一见老师，满面惭愧，慌不跌把最近出版作品一一摆到桌上，真有点象乡下的小侄儿拜见城里的大舅。老山本见状，呵呵笑了，说我这个商人学者做得还不赖。临别，他给我一句赠言：“学海无涯，中日共通。不过，搞广告学的研究，更要小心。看上去水浅，最容易淹死人。”
　　研究广告学，看上去水浅，最容易淹死人，这话说得在理，我最近老琢磨。想想这些年，好象呛水露怯的事真不少。比如在论文、授课里记错人名，搞混事件，常有。这算小毛病。两年前第一次参加工商局组织的全国公益广告评奖，回来后为评出的金奖向学生显露，突然有学生反问，听说，那是一个剽窃的作品，您不知道？我顿时语塞。身为教授评委，学习不够，这可露馅了。然而，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今年三月接到《广州日报》来函，邀我参加本年度的报纸广告作品评奖。我72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的单位就是《广州日报》社。“母社”邀请，我马上响应，4月初评，我作为论文组成员参加评选。4月中旬颁奖，我也如期到会。颁奖那天，我想，既是小辈，又是新人，可以放心吃喝，没想到报纸广告委员会的梁秘书长突然宣布，要我为电脑类获奖作品颁奖。上台一看，黑压压的一片，好吓人。压住心跳，慢慢念来。“铜奖，IBMRS/6000服务器形象系列”，6000好象多念了一个0，成60000了，不妙。接着是银奖，再又是金奖。全场注意。我一看，标题老长，照念。“金奖，IBMAS400Hand”突然发现，还有一串字符：WritingCampaign”，心中一哆嗦，这回坏菜了，把广告标题当作机器型号念了。打住，改念送奖单位。硬着头皮握手，颁奖。晚上回到住处，有朋友来电话，“黄教授，今天颁了个H-A-N-D奖，露大怯啦！”。
　　咳，我与广告20年，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广告业，发展迅猛，日日进步，一松劲就要掉队。所以，我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学习内容，比如走台步，比如念人名地名，比如握手祝福等等。
　　学到老，做到老。宣传人与广告人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