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无论高的，还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么阴谋家、政治家，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了解这一点，你就很容易读懂我的自我辩护。
很多时候，我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
1928年我出生在中国广东潮州，出生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异象，预示我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或者是一名出色的奸商。目前各种关于我的各种传记，绝大多数是基于文学演绎的穿凿附会，你们都不要信。如果我可以选择我的出生，我宁愿出生在富庶和平的国家。
和多数普通潮汕人一样，父亲安排我祭拜孔子儒学，进入观海寺小学念书，读的是一些传统爱国爱家的思想书籍。我成绩既不优秀，也不很差，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放在街头，站在村口，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异样。
如果没有战争，或者我就留在潮州，不会来香港，那么我可能度过平庸的一生，也或者过早死于战火，或者过早死于饥荒和疾病。当然，也可能侥幸度过这些劫难，现在潮州的某一个街道或村庄，悠闲地踱着步伐，没有被批判，也没有鲜花和掌声。当然，很可能比现在贫穷很多，但不一定就不如现在幸福。
因为日本侵华，我逃到了香港。同时因为后来的中国内战，我留在了香港没有返回潮州，我的故事因此开启，人生被彻底改变。请注意这个关键点，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主动选择的。
我也被时代的大潮裹挟到了香港，不是荣耀的移民，而是逃离的难民。
我到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为了经商和学习，但是我回到潮州故里访亲，纯粹是寻找一份家的感觉。
有一些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主动能选择的，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的命运，我的人生。
但是我在最艰难的被动选择里，选择了相对较好的结果，这是我的成功之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宁愿不要这些艰难的选择。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同事们、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有主动选择的余地，从容安排他们的人生，不像我李嘉诚。
我从普通的学徒、店员、街头推销员一步一步做起来的，直到塑料花厂的总经理。在其中我积累了不少经验，那段时间虽然过得非常辛苦，但是非常充实而快乐。我早早失学，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但是社会就是最好的学堂，我一直在学习，没有停止过，直到现在。我充分理解失学的痛苦，所以后来援建了汕头大学。
如果我能选择，我愿意坐在汕头大学的课堂，而不是香港的写字楼里。
我也不是白手起家，我创业的时候得到妻子家族的帮助，这一点我从不讳言。不要把我打扮成白手起家的商业之神，我感谢在我创业之初支持和帮助我的所有人。不过我并不是什么富二代、也没有去吃软饭，我最终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还有天时和运气。网上流传的白手起家和完全靠朋友支持的两个极端，都非事实。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来料加工业兴起，欧美的生产转移到香港，这是我的机会。现在回头看来，我成为所谓的“塑胶花大王”，并不是因为我多厉害，只是顺应了时势而已。即使没有我，也有其他人能够享有此名。事实上，我只是“塑胶花大王之一”，擅自称王，是对其他成功同行的不敬。
真正困难的第一次抉择，来自1967年香港的左派闹事，导致香港的房地产一落千丈，那时候我的损失也很大。这时候有一些人卖掉了房子和土地，离开了香港。而我认为香港终将度过这些风波，于是买进了不少土地。
很多人认为我有眼光、低价收购土地储备。其实没有人关心我暗地里的担忧，私底下的恐慌。
如果左派闹事成功，我将一文不名，甚至成为资本家的反面典型，在香港跳楼的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而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
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和利益都是巨大的，也是均沾的。
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道德准则和商业原则的错误，它就是一桩生意而已，可能赚，也可能亏，而且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风险生意。
任何过度的解读都是阴谋论，都是事后诸葛亮。
其后从我们长江实业的上市，到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的部分股权，都是地地道道的生意。有钱赚是生意人的根本价值，做生意要遵从双方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当年购买我们股票的股民们也都有丰厚的利润。虽然因为缘分我心怀感恩，但本质上是合法、合理的，相互都不需介怀什么。
说得比较远了，我说一下现在网上各种对我的指责，说我忘恩负义，唯我是利，占了便宜之后转移资产到欧洲，面对经济危机不是承担责任而是全面撤资、影响到中国的面子和信心，并高呼“别让李嘉诚跑了”。甚至说香港目前的经济停滞困难，是我们这些“豪族”畸形的经济手法导致的。
我想写这类文章和赞成这些观点的，也是抱持善意，他们爱国爱民的心我能理解。但是他们不懂起码的商业原则，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真相，甚至于，他们不懂真正的人性。
让我们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90年代初重启改革、97年香港回归之际，香港的社会波诡云谲，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对是否改革开放、是否会回到文革、是否会全面实现市场经济、是否保持一国两制等重大问题，抱有疑虑的非常多。
在每一个政治关键的节点，都有大量的动摇者裹足不前，甚至逃之夭夭。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些艰难的选择。
我只是一个商人，在每一个关键节点的选择上，我认为风险与利益同在，和很多人判断不同。于是我在大陆遍地投资，港口、地产、金融、科技等领域都有涉及。指责我的文章说我与官方走的很近，利用了权力资源。这是典型的事后判断。
回到当年，
我选择与官方进行合作，官方在政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本质上依旧是一门生意，尤其是风险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
我感谢当时的官方和政府，我也帮助了他们，带来了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让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对中国更有信心。
在本质上，我们可以相互感恩，但是互不相欠，这就是生意。
中国经济整体依旧是向好的，这个我肯定。13亿的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机会肯定是无限的。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信贷过度，已经来到了一个峰值，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也不会贸然下结论，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商人的首要目标是让资本更安全，其次才是增值更快。
我当年大举投资大陆和现在全球布局，时间点不一样，考虑的自然不一样，但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原因。就是现在，我在大陆依旧还有不少投资。
如《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所说，1967年、70年代末、90年代初、97年香港回归这些重要的节点，我的选择正确，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但事实上，正常的商业是不需要经过这种政治选择的，而是相对纯粹的经济考量。有正常的政治氛围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就不会存在谁跑不跑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职业上，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如果不能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那我的职业是失败的，人生也是残缺的。
不赚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也没有资本利润去做善事。
很多人认为，商业赚了钱之后，应该回报社会。这个我是认同的。但是如何回报社会，这个分歧巨大。难道商人应该亏本，去补贴国家和政府吗？这显然是荒谬的。
我们回报社会，首要条件就是赢利、赚钱，这样才能回报人民。
企业没有教导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宗教和教育才是。我们通过守法经营以身作则，同时用资本捐助学校来达到教育的目的，通过捐助贫民来达到扶助的目的。如果我们亏钱，那什么都不可能去做。如果我直接去搞教育，一定比专业的大专院校来的差。
这就是最好的商业，最好的教育。
香港需要寻找未来，大陆需要寻找未来，大中华区需要寻找未来，全世界都需要寻找未来。
但是我需要寻找的只是利润。地产、金融可以，教育、科技也可以，对我来说，谁是趋势、谁利润更大才是我要考虑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虚假的道德说教。不要试图让商人去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也不要试图用政治去影响商人的经营理念。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我就是一个商人，会去努力理解政治，但是我绝不僭越政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
我今年87岁了，已经是古稀之年，安全比利润对我来说更重要。我从来就不是大家说的是什么超人，我可能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我其实更是一个普通的人，甚至是一个老人。我希望我的人生能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不想在晚年再横生枝节。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和我的商业在我故去之后，正常运转，得到良好的继承。
我最后反复强调一点，我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慈善人士，但绝不是政治家、教育家等。我参与兴建汕头大学、汕头大学附属医院、潮州的安居工程等，前后达到150亿港元，且绝大多数都花在大中华区。这都是纯粹捐献，没有任何利益可图。这是我最引以为骄傲的所在。能为家乡人做事，能为祖国尽一份力量，是我的荣幸。
我只是可能用的钱多一点，但是和其他人的捐献一样，同是一份心意而已，不高什么，也不低什么。
汕头大学的毕业典礼，我风雨无阻地前去参加，力所能及地以过来人说说一些人生经验，但绝没有任何姿态，那里纯粹是老师们的课堂。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神化，也不要把我妖魔化，其实我像你们现在的同事，也像你邻居的老头而已。
我和他们一样犯过错误，也和他们一样慈祥友爱。我承担了我的错误，也获得了我的荣耀，我的人生由我自己负责，你们每一个人同样也是。
不要给我过多的褒扬，也没有必要泼给我很多脏水，虽然我不在意自己的感受，但是我在意你对你自己心灵的灼伤，以及毒化中国人脆弱的舆论环境。
我的生意或许部分不在中国，但是我的心一直在这里，根依旧扎在这里。我是潮汕人，也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也是加拿大籍，最终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故乡，我爱我的祖国，我也爱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我的爱真挚而深沉，和你一样。
李嘉诚不会跑，也不愿跑，更跑不了。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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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遇到困难李嘉诚不能共度难关不必挽留
文丨李克济
这几天，亚洲首富李嘉诚深陷舆论漩涡，关于他从大陆撤资的争论，仍然在唇枪舌剑地进行着。是正常的运作，还是道义的失守？是合法的进退，还是无奈的撤离？义愤填膺的道德审视、唱衰中国的负面猜测、恐慌情绪的传染效应……所有这些元素，使得李嘉诚的撤离变得十分敏感。
那么，如何看待李嘉诚“投资路线图”的转向？一些人选择从感性的角度来审视。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优惠政策、开放环境、巨大市场，是他走到今天的重要基石；而这几年来，由于转方式、调结构，大陆经济增速主动回调，李嘉诚的选择就显得尤为扎眼。从普通人的朴素情感出发，好的时候同享福，遇到困难却不能共度难关，这在观感上确实让一些人觉得有点说不过去。
然而，看待一件事情不能仅仅停留于感性。即便是有种种“看法”，也只能停留于个人内心的几声嘀咕，却难以从公共层面进行“道德绑架”。毕竟，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而动，市场的规则就是遵守法治，只要在法治框架内，资本享有来去自由的权利。李嘉诚到大陆赚钱，如果因为曾经给予优惠而主张“不宜想走就走”，即便在道德上有正当性，在道理上也说不通，更与法治精神相悖。
今天的大陆，政治清明、法治昌明、市场透明，当然有足够的底气接受任何资本的归去来兮。只是，如果缺少这样的大视野，激于义愤而情绪失控，甚至公开叫嚣“别让李嘉诚跑了”，就显得有点落后于时代的不自信了，也不利于企业家树立信心。
众所周知，北京长安街的东方广场，上海陆家嘴的东方汇经，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重镇的标志性建筑，都打上了李嘉诚的烙印，他的撤离，无论如何都可能被视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说这不代表什么，肯定不现实，但如果对此做过度解读，甚至由此预测中国经济不行了，则显得有些夸大其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超过12%，这么大的盘子、这么重的分量，一个商人的撤离能影响基本面吗？全球化时代，资本流动再正常不过，没必要对此风声鹤唳。
与一些人的恐慌情绪相反，中国官方对此表现得从容淡定、举重若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日前表示，“更多的外来投资对在中国投资信心逐步增强”，“我们现在推进的改革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斯人已去，难以挽留也不必挽留，市场经济本就是多元经济、流动经济，有人走、有人来，有人看跌、有人看涨。只要中国深入推进改革、坚定完成转型、保持市场活力，就不用担心李嘉诚之后没有资本进来。我们能做的，不是自降身份的挽留，更不是激于义愤的谩骂，而是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让今天的离开成为明天的遗憾。
资本没有国界，但商人有祖国。相信包容开放的中国，会为更多商人留一份温情，不仅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来容纳他们，更会以超越金钱的胸怀来温暖他们。如果仅仅把中国视为利益性市场，而不是战略性市场，一些人可能会选择离开。但时间将证明，大陆错过的可能只是一两个商人、一两家企业，而他们失去的，则将是与中国一起成长的整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