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范长江的传奇生涯相比，范东生默默无闻，毫不张扬。两个时代，两种性格，造就了父子不同的新闻人生。
　　这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汕头大学长江新闻学院教学楼的一个普通办公室里，范东升正在查看今年报考新闻学院一些研究生的基本情况。并没有太多学生知道，这位新闻学院副院长的父亲，正是新闻教材中经常出现的著名记者范长江。
　　范东升做过记者也当过编辑，先后在报纸、杂志和网站工作。今年年初他受汕头大学所聘，来到长江新闻传播学院。他是在父亲的光环下生活吗？
　　与范长江传奇的光辉生涯相比，范东生默默无闻，毫不张扬。两个时代，两种性格，造就了父子不同的新闻人生。
　　《新民周刊》：也许到了现在，可以回头看一看，范长江这个名字对你的新闻人生意味着什么，带来了哪些帮助。
　　范东生：我懂事以后，父亲已被打成右派，那个时候，别人不提你的父亲是范长江就已经很好了，我自己决不会说；后来在中国新闻社做记者了，父亲的名声只会给我带来更大的压力。写不出好稿子，人家会说，“你父亲是这么有名的记者，你怎么会写不好呢？”
　　我的女儿范小江也在做记者，在美国纽约做记者，我就把父亲和我说的话也对她说了一遍，“你得靠自己呀，不靠真本事，将来没人帮得了你。”这样的态度，既是督促，也是压力。
　　《新民周刊》：祖孙三代在不同的时代做新闻，你觉得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性格，对一个记者有多大的影响？
　　范东生：的确，机遇对一个记者的成长非常重要。有时一个很糟糕的年代会产生伟大的记者。
　　当然，性格也是非常主要的。一个记者未必需要很高的文凭。我父亲的性格和我完全不一样，不夸张地说他确实是天生的记者，特别活跃，思维特别开放，三教九流的朋友特别多，意志力和学习能力都非常强。而我女儿的性格似乎更像她的爷爷。
　　《新民周刊》：今年是长征70周年，说到长征，就一定会说到你父亲和他当年写的那部与长征息息相关的《中国西北角》。
　　范东生：《中国的西北角》上下两册中有着关于红军长征最详细最真实的记载。他是在长征时期，唯一目击整个过程，然后写出报道的记者。而斯诺是红军长征完成后的第二年，到陕北听当时的领导人回忆整个长征过程，然后写出来的。当时的状态是，前面的部队在打仗，他自己一个人就在后面跟着，也没有得到任何批准，只是自己坚持要去。
　　《新民周刊》：当时他关于西北的报道在《大公报》上连载，引起了轰动，在你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范东生：他当时只是个二十多岁的普通年轻人，《大公报》给了他站在中立角度上讲述整个历史事件的机会。当时我父亲写的都是独家报道，又是站在公正立场上的，不像国民党报纸刊发的那些“剿匪战报”，它写的都是自己的所见所闻。当时的政府对此非常恼火，后来他也曾被多次跟踪，但幸而都虎口脱险。
　　《新民周刊》：范长江先生在建国后还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吗？
　　范东生：1949年后，我父亲还先后在国家新闻出版署、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单位工作。但这之后，他就离开新闻界了，所有传记里关于他的故事似乎讲到这里也就停止了。实际上，后来他从新闻界转到了科技界，担任国家科委的领导。我在中国新闻社做科技新闻记者时经常去一些大学或研究所采访，一些老同志常会提到我的父亲，当时我很感慨。
　　《新民周刊》：是什么促使你去报考新闻专业的呢？
　　范东生：我在“文革”中到了农村。那段时间里除了劳动，我总喜欢和当地一位老师下围棋，当他后来听说我父亲是范长江时，就聊起了《大公报》上的那些报道和曾经引起的轰动，这些都是我没有听说过的，对我影响非常大。恢复高考第一年，我就报考了两个专业：新闻系和经济系。父亲对我的影响是潜在的。现在回头看来，做新闻对我来说，应该也是“命中注定”的事。
　　《新民周刊》：做记者，你给自己打几分？在新闻行业里，你觉得自己比较擅长的是哪些方面？
　　范东生：我不敢给自己太高分，80分算是个合格分了。但我一直尽力去做一个好记者，无论之前在中国新闻社到后来的《华声月报》杂志。
　　当我开始真正做记者工作的时候，我已经错过了做记者的黄金年龄，我认为做记者的黄金年龄应该是20多岁，而我是从30多岁开始的。准确地说我只做了4年的记者，就转到了编辑方向。
　　《新民周刊》：你曾在美国的《侨报》担任社长。5年在美国办报，应该是个很大的挑战。
　　范东生：是的，在美国的那5年是我一生中对我考验最大的一个工作。《侨报》的团队人非常少，总共加起来才二三十人，却要做44个版，工作强度相当大，常常是一人身兼数职，一个编辑基本上要策划、写稿或安排稿件，然后翻译、校对，完成几乎所有的事，我们是日报，无节假日，我在《侨报》的5年基本就没有休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