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进水了吗?”

　　就像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不断问自己这个问题，同时每隔5分钟就紧张地打量一下船体离水面的高度。

　　这是传统媒体的很多从业人员如今真实的心态写照。

　　今时今日，太多地矛盾集中在这个行业身上。

　　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媒体都在关键时点推动了社会发展的进程，比如美国的“水门事件”或者中国的收容制度之废除。但是，如今这个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在这个行业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要付出青春、热血、无数汗水，甚至生命危险，但是，从个人收入来说，得到的回报却面临着巨大天花板。

　　这个行业看起来有着极高的社会声誉，被称为“无冕之王”，被推上了神坛。但另一方面，社会资源却越来越多地在逃离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的很多年轻人，满怀理想而来。但是如今，相比那些更早转行的人，相比那些突破底线在行业里生活得非常滋润的人，理想竟然变成了负资产?

　　就在几天前，《21世纪商业评论》的执行主编唐学鹏给我打电话，问，为什么媒体成了一个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业?

　　这是个问题，一个危险而有意义的问题。

　　被扭曲的是什么?

　　从经济学的角度，在一个要素充分流动的市场，风险与收益总是相对应的。

　　好吧，你也看到这个前提假设了——要素不能充分流动，这也许就是当下媒体行业出现这种怪现状的根本原因。

　　我们来看看媒体业背后到底有几只手。

　　第一只手:政府之手

　　有关部门主要管三件事——管牌照，管人事，直接管内容。

　　牌照不用多说了，中国办媒体是需要刊号的，准入门槛很高。人事方面，媒体集团的高管一般都是有关方面任命的。内容方面，你懂的。

　　第二只手:道德之手

　　第二只手本来应该是法律之手，可惜《新闻法》一直难产，于是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就只好道德之手顶上了。

　　很多问题由此滋生。

　　道德本身是软约束。每个人的道德水准也不一样。因此，这个行业里哪些事能干，哪些事不能干，很多事是没有清晰的界限和指引的。

　　但另一方面，因为媒体本身是“社会公器”，记者是“无冕之王”。因此这个行业天然地被要求“道德高尚”。于是，各种争议由此产生。

　　第三只手:市场之手

　　终于轮到市场之手上场了。对于绝大部分市场化的媒体来说，他们需要自负盈亏。

　　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当三只手同时去握一双筷子时，你能想象那种场面吗?

　　硅谷的反面

　　三年前我在硅谷考察，跟斯坦福大学的几位教授，还有当地很多创新企业比如Google，Intel的人聊天。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们极度重视风险投资的作用。比如以Google为代表的很多案例中，风险投资前期投入，上市之后市场给予极高估值，风投获利后退出，再去投资其他项目。

　　这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有趣的社会资源配置模型。市场给予创新以高估值，于是，更多的社会资源愿意配置进来，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硅谷的创新水平。形成一个正反馈的生态系统。

　　所以硅谷能够成为全球创新的风向标。如果用这个模型来观察如今中国的媒体，你会发现，媒体进入了一个与硅谷恰恰相反的负反馈循环。

　　市场给予的估值越来越低，于是，进来的资本赚不到钱，甚至无法退出。更进一步，外面的资本不愿意进来，再进一步，里面的资本想逃出去。

　　这就成了媒体当前的局面。

　　怎么办?

　　根子的问题在于体制。但单靠市场之手能让媒体行业繁荣昌盛吗?不一定。

　　以纸质媒体为例，近年来一个突出的趋势是，优秀报道的商业变现能力越来越弱。

　　举例来说，中国好声音是一档优秀的电视节目，它能够为制作方带来极其丰厚的商业回报。

　　但是，纸质媒体的优秀报道，能够带来的商业回报却越来越弱。

　　这里面有很深刻的原因——因为纸质媒体直接面对读者的机会越来越少，更多的传播是通过互联网渠道。

　　所以，即使能够产生优秀报道，但纸媒本身的变现能力越来越弱。而这种变现能力的缺失，会进一步抑制优秀报道产生的数量。显然这是另一个负反馈。

　　一个矛盾由此凸显出来——社会是需要严肃新闻报道的，然而严肃新闻报道创造的商业价值却越来越小。于是社会资源不再配置到这个领域，后果就是，真正优秀的报道越来越少。

　　上市的传媒公司，没有说继续在内容上做大投入的，纷纷都去收购网游和手游了，因为这才是资本市场喜欢的故事。

　　事实上，消费者也更愿意为游戏和娱乐付费，却对新闻一毛不拔。

　　如何在机制上做突破?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认为，应当承认公司制的效率要远高于所谓的事业制。能不能转型为公司，而且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关乎传统媒体的转型成败。

　　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国情，舒立还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她提议，“不是所有的传统媒体都要从事业单位转型成公司。以报纸为例，可以是双向的：党的机关报就应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其运营机制可以考虑“收支两条线”，也可以是非盈利机构机制，确保其完成宣传任务。党报不必有商业考量，不必考虑市场影响力和生存问题，可以搞准政府机制。而其它类型的报纸应当进入市场，以现代公司的治理模式进行管理，走市场化道路。”

　　舒立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但我认为仅此依然不够。

　　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如何突破?如何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源配置进来?如果兼顾媒体的“公器”地位与商业需求?

　　一连串的问号，依然摆在媒体人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