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年前，列夫·托尔斯泰曾在《安娜·卡列妮娜》里这样描述。

　　近些年，各种幸福指数相继发布，国家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指数、城市幸福指数……然而，幸福，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衡量？

　　日前由北京大学携手中荷人寿保险公司发布的《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报告》把对幸福探究的目光对准了身边的普通人，绘出一份遍及全国20个城市居民的幸福地图。我们好奇究竟哪个城市的人感觉最幸福，但我们更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当代中国人如此关注幸福？追求幸福的背后又彰显出哪些民生诉求？

　　3/4的人感觉自己幸福

　　大约两个月前，居住在辽宁省丹东市的李秀萍吃晚饭时，饶有兴趣地向丈夫和女儿讲起下班时在路边随意做的一份调查——这是一份关于幸福感的问卷。让她觉得非常新鲜的是其中一个问题的三个选项：我比大多数人都幸福？我处于中间水平？还是大多数人都比我幸福？

　　李秀萍家庭和睦，工作顺利，孩子学习优秀，父母身体健康，“我挺满足，所以我选了A。”不过在丈夫那里，他觉得自己会选B。

　　“没有富豪，没有贫民，而是绝大多数默默生活工作的普通人，就是生活中我们最熟悉的那些人。”李秀萍是主持此次调查的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专家何建新对准的调查对象，“具体来说，就是生活在城市、年龄在25岁到50岁之间、拥有自住房的饮食男女，八成以上都是本地居民。”

　　《报告》覆盖了全国一、二、三、四线共计20个城市，调研收集超过2000份样本量，最后结果显示：在各省市幸福感排名中，辽宁省居民生活最幸福，其次是天津市及山东省。“辽宁省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及社会保险能够带来的保障力度相较其他地区更有信心；而天津居民不论老少，均感觉生活幸福，是幸福感最无年龄差异的城市。”《报告》同时显示，北京居民在居住成本、物价水平、就业、社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力度方面的评价很低，成为我国“幸福感洼地”。此外，上海市最“与众不同”：男性的幸福感普遍高于女性。

　　在城市排名中，如烟台、丹东等体量不是很大的中小城市排在幸福感前列；性别上，女性相比男性感觉更幸福；普通人的收入与幸福感成正比，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而年龄上，45岁以下的幸福感高于年长者，“中年人要承担更多赡养老人与抚育孩子的压力，这个结果同国际趋势是一致的。”何建新分析。

　　研究最后提炼出国民幸福指数，“10分为非常好，1分为很不幸，最后得出的平均分是7.2分。证明3/4的人，也就是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何建新说。 

　　一线城市处于幸福感低谷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幸福感的一面是人的生存状态，另一面则是对社会价值的认知，或者说是一种心态。

　　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幸福感？哪些因素会拿走或增加幸福的砝码？调查显示，中国人增加幸福感的砝码非常一致，如“家庭和睦”、“孩子健康成长”、“良好的人际关系”等；而最不增加幸福感的则是“帮助他人”。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中国人不是以个体方式存在，而是生活在家庭和人际之中的。“多少年过去，这种状况没有太大变化，家庭仍是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和社会最基本的单元”。何建新认为，这种特征反映在生活里是中国人表现出的非常矛盾的价值取向，“对待他人中国人显得有些冷漠：不能扶老人，不愿募捐；但同时对亲人和朋友又非常充满温情。”

　　“一些文明和教育程度更高的国家，选择做义工，帮助他人是许多人一生都要从事的职业。在他们的观念里，他人都是自己，关心他人就是关心自己。”何建新表示，每个社会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随着社会的开放与进步，中国人会慢慢通过全球化融合，逐步学习和补充这些元素，学会帮助他人。

　　虽然20个城市居民幸福感受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自身健康和未来的风险持担忧态度。从幸福感来源的评价来看，中国城市居民在财务及社会环境方面的幸福感偏低，说明中国城市居民有保障性依赖的倾向，有一定的不安全感来自社会环境的变化。更有高达七成的被访者认为赡养老人的资金开支较大，近八成被访者认为目前子女教育的费用很高。

　　“正是由于对城市生活环境、个人发展预期、家庭财务收支等方面表现出更多焦虑，一线城市处于幸福感的低谷。”何建新分析，二、三、四线城市生活得相对更坦然，也与这些城市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有关，比如人们在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到较低的通胀水平、相对合适的城市拥挤度等，都会让人心生满足感。“目前已经开始出现逃离一线城市的倾向，二、三、四线城市成为更多人的选择，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城市居民在普遍享受着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福祉上升的同时，也在普遍承受着社会发展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给自身的相对压力。

　　 从个人感受到国家行动

　　“幸福是人类与生俱来思考的问题，所以关于幸福感的讨论并不陌生。但是最近几年开始不一样，对幸福的研究开始从哲学层面落实到国家具体行动的层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说。

　　曾经，GDP数字的高低，一直被视为衡量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但是，随着GDP代表的社会经济进步与个人的生活感受之间产生反差，人们开始反思，是不是GDP这一衡量标准出了问题？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2008年2月，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奇决定设立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评估委员会，由国际三大知名经济学家担纲研究社会发展的衡量标准。最后出台的报告从GDP标准的缺陷、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三方面，建议主要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调整GDP的算法，用“国民幸福总值”(GNH)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DP)，纠正GDP社会发展的误导。

　　类似的反思和行动国内也在进行中。去年开始，广东、山东、河南等地相继把提升人民幸福感写入“十二五”规划，纳入干部考核体系。

　　“在中国，关注幸福感，提升幸福感是一种社会进步。多少年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没有这个理念，只有一个发展的理念。”在孙立平看来，发展主要是数量的概念，如果仅追求数量的增长，社会缺乏良好的理念、价值和方向，发展就会出现偏颇。“现在已经到了提出幸福感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幸福感与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关系非常微妙，一般说来，相对封闭、生活安逸的社会幸福感更强，但是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也意味着把人类的欲望伸向了更广阔的空间。一份调查显示，由于相对落后封闭，不丹成为全球幸福感最强的国家之一；但是在电视、网络传入后，那里的幸福感下降了。“传统的幸福感与现代化是矛盾的。现代人面临着在发展科学技术背景下，如何追求幸福的困惑。”孙立平说，既要发展经济，提高生活质量，又要追求心灵的满足与幸福，这是现代人对生活中平衡二者矛盾提出的新要求。

　　孙立平认为，今天的幸福不再只是个人感受，而是正在变成社会的行动、国家的行动以及政策的导向，政策的制定正在谋求更多使人幸福的制度环境，包括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社会安全感和制度预期。“促进安全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价值多元化，现在的中国人都瞄准了金字塔上那个尖，从小孩教育就开始，好像没考上名牌大学就是人生的失败。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需要价值的多元化，让人生有不同的选择，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