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愿走上资本狂欢的舞台，并拒绝为上亿年薪而卖掉企业。她紧抱着“工业精神”四个字，坚定地表示“我绝对不会随波逐流！”这让外界认为她很傻。她真的傻吗？

    “她离开了中央电视台?”

    当听说王利芬从央视离职、创办自己的网站后，董明珠禁不住感叹：“她真行!”

    需要说明的是，另外两位封面人物是王佳芬和龙丹妮。她们三人的共同之处是在别人疑惑的目光中，不顾周遭纷扰，坚定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很大程度上，董明珠亦是如此。

    顺流与逆流

    有几句话会经常冒出她的脑海：“朋友经常对我讲，如果你到国外，你会发展得很好，因为你太直率了!在中国不会搞关系是不行的。”董明珠说自己当年对这种评价感到不解：“我觉得好奇怪，为什么?”

    20年过去，坐在《中国周刊》记者面前的她说“为什么”这三个字时，脸上还会有疑惑的神情。

    可她的直率显而易见。当记者问她当年从南京下珠海的缘由时，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从南京南下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来到珠海后，被这个地方吸引了，所以决定留下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南下”已经成为一种诱惑，一个如神圣仪式般的召唤。她个人命运的“南下”显然契合了时代选择的大背景。

    可多年之后，她的另一个选择却被视为“逆潮流而动”。

    在2006年的全国“两会”上，董明珠提出，要弘扬“工业精神”，用专业、执著和奉献的精神，用“吃亏的精神”，踏踏实实地做实业，“把空调做到极致”。

    可是这次，时代潮流并没有站到她这一边。中国逐渐成了资本市场的狂欢舞台，投资界亢奋不已，而实业界却较之沉静得多。

    因此，董明珠的“工业精神”为很多人所不解，甚至有人称其为“傻”。

    当《中国周刊》记者把“傻”的评价转述给她时，她的脸上没有任何的不悦，甚至乐于将“傻”的评价照单全收。董明珠拒绝成为狂欢舞台上的一员。

    她右手配以一个下砍的手势，目光坚定，说，“我绝对不会随波逐流!”

    专注与诱惑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朝气蓬勃的珠海市区，“格力广场”的地产广告牌漂亮而又招摇。当地人说，格力地产占据了珠海地产市场的重要份额。

    “不，格力地产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董明珠斩钉截铁地说，“它属于格力集团，严格地讲，(对于格力电器来说)它只是一个投资者。”她的语气让人感觉是在极力撇清与一种唯恐避之不及的东西之间的关系。

    格力电器是格力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也是集团的重要支柱。董明珠任格力电器副董事长、总裁。

    那空调之外，格力电器到底是无力进入还是不屑一顾?简单一点说，到底是不愿还是不能?

    对于这样的问题，董明珠有点激动：“我们有太多进入房地产业的机会，我们到哪里投资建厂，对方都说，我给你几千亩地再搞房地产吧，都被我们拒绝了，你知道吗，别人说，没有遇到像你们这样的人，别人一来都是先把地圈得大大的。”她特意把“大大”的语气加重。从她脸上的笑容看得出来，她把别人的不解视为一种赞扬。

    董明珠已经不止一次拒绝过涉足空调之外的领域的机会。在中国空调业有史以来的两波多元化扩张的风潮中，她都选择了“专注”——走专业化道路。董明珠的目标很明确：“我们就是要做空调业的老大，别无他求。”

    既不是不愿，也不是不能，那是外界的诱惑不够大吗?

    她说，1999年、2000年网络泡沫时，外界诱惑特别大。有人在香港注册了一个IT公司准备上市，问格力方面能不能去兼一个董事。对此，她直言不讳：“不熟悉的领域，你不能掌控它，你进去不是盲目的吗?投进去怎么收回?”

    后来的事实人所共知，网络泡沫很快破碎，很多热衷此道的传统企业都垮掉了。对此，董明珠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强的预判意识，只是认为一定要做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

    这符合她一贯的做法：她不迷信于麦肯锡、科尔尼这类咨询巨头的建议，她自称大部分决策来源于自己的感觉——当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董明珠的感觉来源于勤奋，时至今日，她依然会靠走访来保持对于市场的敏感，甚至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走访市场、面见经销商。

    在多元化之外，搞不搞收购也是格力一度面临的诱惑。有一次，广东一家知名家电企业因为自身出了问题而找到格力，希望能够完成收购。与对方的代表谈判过程中，董明珠直言不讳：“第一，我说现在好比谈恋爱，你们俩(指该家电企业与企业所在地方政府)关系没搞清楚，叫我去，我就成了第三者了，那不行。第二，据你刚才说的情况，我认为你们俩都有问题，都是希望从收购中获取各自利益。”听罢董明珠的“意见”，对方说，知道你们格力为什么撑得住了。

{$nextpage}

    挑战与较量

    董明珠的“意见”甚至发表到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那里。今年2月广东省人代会期间，当着众多人大代表的面，董明珠向汪洋“告状”，炮轰广州市政府采购存在诸多潜规则。汪洋用“义愤填膺”来形容董明珠当时的情绪，并对董明珠说，“告他”。

    董明珠的“义愤填膺”来自于轰动一时的格力“废标门”。事情缘起于2008年11月份的一项政府采购招标：广州格力在番禺中心医院2220万元采购项目中，被评标委员会推荐为“第一候选成交供应商”，但17天后，价格比别人低440万的的格力电器却没有中标，铩羽而归。

    “格力1780万元第一标中标，而且是自主产权的技术。而对方竟然找了个理由说你的文字错了一个字要把你废标，选了个2220万元的，多了440万元售后服务。我想这个的产品质量肯定不好，要不怎么会要几百万的保修费。”

    董明珠真的将广州市财政局告上了法庭。此举被舆论视为现代版的《秋菊打官司》，人们一方面惊叹于董明珠的强悍，一方面也为她和格力捏了一把汗，因为敢于向管理政府钱袋子的财政局叫板的企业在当今中国，实在是少之又少。

     董明珠说，这不是跟政府作对，格力与政府利益是一致的，有些行为损害了政府形象，就要指出来。最终，格力“废标门”以和解收场。

    《中国周刊》记者问她，这样做的结果和付出的代价，她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清水和浑水”的理论来解释值得吗。“一杯浑水，你一滴清水滴进去，很快就消失掉了;如果是一杯清水，一滴浑水滴进去，马上就看到污浊的现象。你要捍卫一个真理所付出的代价，比搞破坏的人付出的代价要多得多。”

    她的语速越来越快。最后，她把身体往椅背靠了靠，绷直，说，“这告诉我们，一定要去捍卫，去斗争!”

    其实，强悍与强硬一直贯穿于董明珠的格力生涯。初做销售员的董明珠，第一个业务是去安徽合肥，向当地一家拖欠了42万货款的经销商追债。多番沟通之后，对方仍是拒不认账，终于有一天，董明珠把他堵在办公室大叫：“你要么还钱，要么退货。否则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后来，她如愿以偿。

    她是家电企业中唯一和强势渠道商国美唱对台戏的人。2004年2月，有家电行业“价格屠夫”之称的国美，擅自将格力空调降价销售。她毫不示弱，断然下令：停止向国美供货。

    董明珠认为，格力与国美的公司文化不同，只有长期的、全局性的合作才能满足厂商双方以及消费者的利益。现在随着商业环境的规范，经过不断博弈，格力已与国美开展了新的合作。

    董明珠还主动向记者提起网络上的格力“爆炸门”。她说，两年来，这个事情不断地在网上出现，通常是换个标题重新再发一遍，“这样的公关公司应该叫做攻击公司”。有人曾经向她提议找公关公司予以回击，董明珠拒绝了。“这样一来我们成了什么?与流氓天天对骂，我们也会变成一个流氓。”

    “我第一时间想就是要告他!”在记者面前，董明珠几乎是喊出了这句话。

    女人与斗士

    正是因为这些，她的竞争对手用“董明珠走过的地方连草都不长”来揶揄她的强悍。她被众多的媒体描绘成冰冷、严厉、不近人情的“女强人”，甚至有人称她为“武则天”。

    也有人将董明珠视为一个异端。在注重人际关系和沟通的今天，柔性管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推崇，权力女性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管理大师杜克曾经表示：“这种时代的转变，正好符合女性的特质。”可董明珠似乎与此格格不入。

    这是她的全部吗?

    坐在《中国周刊》记者面前的董明珠，这个被称作“武则天”的女人，头发烫成了小波浪，穿一身深蓝色的牛仔服，黑色紧身的套衫，脚上是一双浅黄色的高帮帆布鞋，除了脖子上那条珍珠挂坠的项链之外，没有任何的配饰，她也没有任何的化妆——这似乎更像是一个大学生的打扮。

    这让人想起了她在自传《棋行天下》中所讲的一个故事。早年，她去铜陵，铜矿企业多，城市小，人口少，可是她却在这里开辟了一个大市场。她找到了铜陵供电局，对方马上接受了她。对方说是董明珠的精神感动了他们，“小董穿双黄球鞋、背个黄书包，像个下乡知青。女同志能吃这样的苦，不容易，咱们做格力吧!”

    她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生活：“出门卖空调，闭门也是卖空调，未来还是卖空调，空调卖得越多我就越高兴。”“我的满足感是来自于今天又战胜了一个困难，而不是今天又穿了一件新衣服。”

    可是她并不接受别人说她没有女人味儿。她总结出自己适合米色，爱看电视剧，对于《蓝色生死恋》津津乐道。她身边的人说，董总每天的衣服没有重样的，她爱打扮，可是大部分时间不爱化妆。董明珠也差不多是整个格力唯一不穿工作服的人。

    可她的“斗士”形象已经被太多的媒体反复描述。当听到“很多人说你是斗争者”时，她笑了起来。

    不过，她的态度里似乎有一丝委屈的成分存在：商业世界中，男性领导者做出果断坚决的决定会引来一片叫好，被称之为果敢和有魄力。女性领导者如果做出类似决定，则多被贴上“冷酷无情”的标签。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她商业上的偶像应该是像惠普公司前总裁卡莉·菲奥莉娜那样强势的“独裁者”——如果她有的话。可事实是她在商业上没有崇拜的人，她唯一公开提到的推崇的企业家是王石，王在另一个领域内坚持走专业化的道路，就像董明珠在空调世界中一样。

    非但如此，出乎意料的是，董明珠最推崇的女性是山口百惠——日本偶像剧《血疑》中的女主演，因为她是“被保护的、纯真的、乐于帮助别人的”。

    这甚至影响了她年轻时候的理想。她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战士，医生和老师曾经是她想做的职业，她归纳这三者之间共同的特质——都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人。

{$nextpage}

    责任与精神

    可董明珠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会“施以援手”。

    2008年的一天，董明珠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自一名与其私交甚好的空调行业专家，该专家在空调制冷业内声名卓著，他希望能够重返格力——此前供职格力期间，他发明众多，后被竞争者以重金挖走——他得到的是强硬的拒绝。

    这能够部分反映董明珠的管理性格——关于如何留住科研人才，董明珠与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可谓殚精竭虑，甚至拟定了奇怪的禁令：如果从格力离开，那么将永远不再被这家公司重新接纳。这条禁令令行禁止，至今没有人打破过。

    而另外一个故事则能说明“月亮的背面”：也是在2008年，某国内空调企业老总带领的猎头团队曾经驻扎在珠海的北京宾馆长达一个月，目的是希望能够凭借重金从格力挖走一批高级研发人员，可最终一无所获。

    “不能单纯用钱衡量，如果大家都只注重金钱，什么东西都看着钱来做事，流氓文化就泛滥了，”董明珠说，“不计代价、急功近利就是这么来的。”

    问她的财富观是什么，她说：“过去三十年是国家给我们很好的平台，很好的机会，是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在后三十年，我们应该让财富变得有责任感，来帮助社会解决问题。我认为工业精神是一个很泛的精神，方方面面都要有一种执著、奉献和关爱的精神。现在我的想法与原来又不同，我认为我们的企业家应该为全社会创造财富，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财富的增加，要有责任意识。”

    这是现今她理解的工业精神及其演变。她还开玩笑说，假设能让格力所有人都开上汽车，我去开拖拉机也是光荣的。

    “精神，一定要有精神。”她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在接近两个小时的专访中，她总共喝了两次水，上一次喝水之前，她说的是“一定要去斗争，要去捍卫”。

    对于精神的要求成为她挑选接班人的最高标准。她清楚地知道格力早晚要交给别人。在她看来，“这个核心的人最难解决的是精神，要有一种义无返顾的精神，把个人的所有一切都要抛之脑后。”

    她说，制造业一定不能只把盈利作为自己唯一的经营目标，而是要创造一种工业精神。她拿售后服务举例，说最好的产品应当永不维修。当她谈到消费者对格力的好评时，高兴得像个得到了糖果的孩子。

    在“钱生钱”风行的年代，董明珠说自己选择的是“一块钱一块钱地挣”。对于那些从实业转向资本界的同行，她半认真半严肃地说：“他们钱来得太快了，我觉得他们要交70%的税才好。”

    可是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冰冷残酷，关于中国制造备受挑战甚至是遭受困境的言论近年来从未停歇，空调业渐入危局的论调已弥漫珠三角。可以想象，董明珠的工业精神在资本时代所遭受的挑战可谓巨大。

    她说：“我想我是寂寞的，至少在中国的制冷工业界。”

    一位财经作家对记者说：“每次看到别人对于董明珠工业精神的赞美，我的眼前都浮现出董明珠无比孤单的身影。何苦呢?”

    泪水与所得

    董明珠的身影背后，确实有“苦”的一面。

    这是因为，坚持一种东西，往往意味着放弃另一种东西。比如，她对于家人的情感。

    在自传《棋行天下》或者很多媒体报道中，都可以读到她的儿子。为了工作，董明珠把年仅11岁的孩子送进学校寄读。对儿子的愧疚，她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有一次出门后，发现有东西落在家里，就赶紧返回去拿。经过孩子房间，想把被子打开再看孩子一眼，结果撩开被子，却发现他蒙在被子里哭得满脸鼻涕和眼泪。我的心一下子被揪紧了，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给予孩子的太少了。东东看到我又回来了，赶紧把眼泪擦干，还装着笑说，妈妈你快走吧，我没事的，我没事的。”

    《中国周刊》记者问她，你这么多年高速运转下来，有没有一直想做可是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有遗憾吗?

    她肯定地回答，“职业上没有任何遗憾”。然后开始谈家人。

    出人意料的是，她没有讲儿子，而是说起了自己的母亲，这可能是她第一次向媒体讲述自己与母亲的情感。

    “我没有见她最后一面。”——那一瞬间，她的眼泪几乎就要涌了出来。

    “她走的时候，我还在北京开会，真的很遗憾。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在她走之前两个月，我到了南京，也是在床前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当时她已经有些痴呆了，我说，下次来我带你到珠海去，她已经不像上次听到那样高兴了。我说，你要乖乖的，听话啊。我冥冥中感觉妈妈的日子不多了，我和大姐说我的感觉。大姐说，不会啊，妈妈身体那么好，可我已经有了这种感觉，还没有多陪陪她。”

    说到这里，董明珠紧抿住了嘴唇，把头微微仰起。她拒绝了递过去的纸巾，接着说，“妈妈走了五年了，有时候想梦里能不能梦见一回，可是从来没有。”

    她的哽咽，让采访现场变得沉默起来。

    她又讲到了自己，到格力20年，年年都要生一次病。医生告诉她，你这不是病，是累出来的，你也不想想，格力不会永远都是你的。也有朋友说她，“你都这样了，还拼什么啊?傻不傻啊?”

     董明珠曾经有机会抽身而退。她对《中国周刊》记者坦承，曾经有民营企业来聘请她，开出的价码是“几千万的年薪”。2005年时，也曾经有外资提出希望收购格力，对方允诺董的年薪“甚至上亿”。有人劝她：“别傻了，给谁打工都是一样。”最终，董明珠选择了拒绝，她的理由是“中国很难有一个在世界上落地有声的品牌，格力不能卖”。

    问她“执著”从何而来，她说，“中国有句禅话，舍得，有舍才有得。我现在理解的工业精神，就是一种牺牲精神。”

    在采访现场，这个宣扬牺牲精神的女人背后，是一张张格力的企宣图片，里面有国家领导人数次来格力视察的镜头。某种程度上，董明珠和20年的格力以及他们代表的中国工业精神的某种方向和命运，已经得到了这个国家的认可。

    这或许就是董明珠所说的“得”吧。

    下午一点多，当记者起身告辞时，董明珠也要准备启程了——去重庆走访市场，一个人。

{$nextpage}

    资本时代的实业守望者

    傻，汉语词典解释为，“头脑糊涂，不明事理”，或“死心眼，不知变通”。这原本是个有点贬义色彩的评价。但在浮躁的资本时代，傻，恰恰是实业守望者身上一种稀缺的精神。

    我们讲述的就是三个“傻子”的故事。

    一个是董明珠，格力电器的总裁，一个强势女人，她一直用一种“傻劲儿”，坚守着“吃亏”的工业精神，表示“绝对不会随波逐流”;

     一个是温州的鞋业老板，他本来是带领大家做实业的“老大哥”，结果小兄弟投资挣了大钱，他却成了小兄弟眼中的“傻帽儿”，他说自己是真傻，“不能加引号”;

    一个是苏南一家制造企业的总经理，他的实业遭遇了种种困境，现在，面对资本的诱惑，他变得有些“傻乎乎”，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很怀疑，“在吃到资本市场的大蛋糕后，谁还能记得做出最好的小甜饼的志向呢?”

    三个“傻子”，唱的其实是同一台戏，反映的是同一个现实——在资本狂潮下，中国的经济愈发浮躁，老黄牛般的实业精神正逐渐淡去。

    这是一种让人不安的倾向——幼稚的中国实业，出现了越来越多隐退的身影。有人完全放弃了实业，甚至将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大的企业卖掉，换成了大把用于投资的现金;有人将实体当作融资的平台，变工厂为工具;还有人虽然保留着实业，但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热衷于一时的投资获利。

    史玉柱最近说，“未来，我可能从一个实业家转向一个资本家”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转身，也代表着一个群体的选择。步步高创始人段永平、苏泊尔创始人苏增福、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UT斯达康创始人吴鹰、杉杉西服创始人郑永刚……他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不可否认，资本是一支重要的市场力量，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企业，选择什么样的经营方式，都有其自身的考虑。但站在整个中国市场来看，中国的实业根基十分薄弱，不仅缺少必要的工业技术，更缺乏执著的工业精神。如果出现实业空心化，那经济发展就会变成空中楼阁。

    至于实业为什么被抛弃，至少有两点原因值得反思：一是当下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导致存在“级差式”发展模式，投机空间加大，从而产生反常的投资回报泡沫。二是政府对于实业的关照欠缺，甚至出现诸多阻碍实业发展的迹象，这让实业、尤其是民营实业感到失望。他们无法对未来做出预期，所以抛掉实业去套现，也就不难理解。

    美国经济的历程，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本。这个以工业起家的国家，曾经试图以金融精神取代工业精神，最终受到了金融危机的惩罚。现在，美国已经开始纠错，提出了“再工业化”的设想。

    在中国，还没有资格提“再工业化”，因为连最基本的工业化进程还没有走完。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说，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就好比一棵大树，金融是树冠，实体是树根，树根不牢，树冠越大危险就越大。他提出，中国要想强大，必须让工业精神扎根，而且要走完工业化的道路，否则“将来就会出问题”。

    这，需要董明珠似的傻劲儿，更需要政府的责任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