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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不完”师永刚    

“忙不完”师永刚

 
  我和师永刚都是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的一员,对师永刚的“底子”我是知道的。当时我在军区文化部当干事,他托人给我寄来了一卷他写的诗。字丑不说,而且错别字每页不少于三个。
  但你不能用错别字来判断一个人的才华。我跳过那些错别字,认真地读了他的诗。说心里话,他那些新鲜独特的诗句,多次打动了我。从那时起,他的诗陆续发表了,一个叫师永刚的诗人开始了他文学的人生。
  后来,我才知道,师永刚初中时学习非常差,所有功课包括语文在内都不及格,甚至被学校以影响升学率为由劝退。当时教导处的人,拿着多门功课的成绩单对他说,你这样的学生还上什么学呀!
  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我很愧疚。那时师永刚常到我家来玩,而我也常拿他的病句和错别字开玩笑,但师永刚就是师永刚,有了教导处老师那么极端的羞辱垫底,他还在乎谁对他的冷嘲热讽呢?
  其实,如果师永刚后来不转业,现在最少应该是一位专业作家。那年放假,他突然对南方某报招聘记者的广告产生了兴趣。他立即写信应聘,结果,他被录用了。试用期间,他为该报策划特刊,深得赏识。
  之后不久,他被借调参与央视直播澳门回归的报道,记得当时他对我说:“在澳门待了两个多月,作为撰稿,我们的关键词始终是国家、民族、未来、世界,它逼着人往大处思考,把我的思维空间撑大了、撑开了,真有出窍的感觉。”
  一次,在澳门的大街上散步,他发现了《凤凰周刊》,买几本研究后,他的脑子发热了,连夜给当时的副主编邓康延写信说:我发现贵刊有十大缺陷。然后一一列出并举证。最后,又大言不惭地说:而能弥补这十大缺陷的唯一人选——就是我。
  不用说,他打动了邓康延。当时部队裁军50万,他主动提出转业,一个华丽转身——他成了《凤凰周刊》的一名编辑,他推开了这扇通往未来的门。
  初来乍到,上班的第一个月,师永刚说:“任何一个小青年都有资格看不起我,因为我是从落后的西北来的。西北有什么新观念能给深圳特区提供呢?”但是两个月后,大家对他非常客气了;三个月后呢?他已然成了编辑部主任。当时的月薪只有三千元,仅是深圳一个普通马仔的工资额,但是他更在意的是这份他想干的工作。
  按照他的思路,他一点一点,像一铲一铲地往坑里填土,他在弥补这本周刊的不足,并且成效显著。这不,他离开部队刚八年,却已经在《凤凰周刊》当了五年执行主编啦。
  可师永刚还是喜欢折腾,他总是能在干完一件事后,又发现新的可干之事。他对我说:“当了主编后我发现,主编也不是我要干的事儿。而我要干什么事儿呢?”
  最近几年里,他策划出版了《雷锋》、《切.格瓦拉语录》、《红军》、《宋庆龄画传》、《邓丽君画传》等等。每本发行量都是数十万,并且都能引领时尚,影响青年。
  前不久相聚,他自驾了一辆大三菱赶来。问起他在干什么,他说:“太累了,事儿忙不完呐!”周围有几位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研究生、博士生听永刚这么一说,眼都睁圆了。
  他津津有味地对大家说:“金庸的第一本散文集是我做的,都说人家写武侠,看看人家的散文吧,那才是国学大师哩!”
  他洋洋得意地对大家说:“我用100万买下莱温斯基《我的爱情》的出版权,比克林顿《我的生活》推出的还早。”
  他又一脸神圣地对大家说:“国学乃中华文化之根,文化的寻根并不是抽象的,关键要找人,大陆的人都浮在上面,那么好,我找大陆不熟悉的,就找到了《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这样的事儿,全国有那么多出版社,却鲜见去干,他一个人干了这么多事,能不让人眼羡吗?更何况,这些书和这些书中的人物,哪一个也不是他熟悉的,甚至是他跳起来也够不着的,然而他跳了,够了,竟然够着了——这是不是奇迹?
  师永刚根本不认为是什么奇迹,他对我说:“我现在又想去干一件事了。”我问他“什么事儿?”他说“一年后你看吧。”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我结婚那年,师永刚送给我的印有鸳鸯与莲花的大红大绿的被面。我夫人笑着说:“太土啦,谁还用这样的被面啊!”师永刚傻兮兮地说:“嫂子,这多美啊!”
  一年后,师永刚又会拿出什么“美丽”的活儿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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