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湘人李的视角回顾“收视率营销”的历史，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收视率打假，源自2010年。当时某卫视的某节目，收视率高的出奇离谱，尽管“打假者”言辞凿凿，但最终缺乏直接的证据，最终不了了之。第二次呼啸而来的收视率打假，应该是在2012年，但结果无一例外还是不了了之。随后第三次、第四次，均发生在2013年、2014年不同的时间，但最终还是你打你的假，俺搞俺的“收视率营销”。

　　而发生在中国卫视领域的第五次“收视率打假”，则是2015年“全年式”的“五轮”打假：

　　第五次第一轮：

　　2015年3月8日、9日，连接两天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张泽群、政协委员欧阳常林与张国立先后向收视率造假开炮，关于“购买收视、污染样本户、控制遥控器”等话题成为全国舆论焦点。但是，即使在全国最高的政治平台上呼吁对收视率打假，也并未见什么成效。

　　第五次第二轮：

　　2015年6月30日，光线传媒宣布将撤销电视事业部。光线传媒电视事业部“彻底崩盘，将宣布解散”，余下人员分到其他部门，光线传媒以后不再制作电视节目。事后10月20日，王长田借助北京电视节表示：光线传媒今年彻底抛弃了这项业务。是因为现在综艺节目市场已经被虚假收视率左右，被手里有样本户的制作方左右。在现在的节目交易中，电视台通常不愿意出钱，完全把节目委托给制作公司，这样的话制作公司就只能自己找广告，而广告商通常会需要收视率保证。

　　这个保证本身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不仅跟自己的节目有关，还跟同时段竞争的节目相关。如果对方收视率造假，你也只能被迫去买数据，但这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它已经严重到会让中国电视毁灭。我不是说我们的节目完全没有问题，但关键问题不在于此。

　　第五次第三轮：

　　2015年11月14日，著名导演郭靖宇在新戏《大秧歌》开播前宣称遭遇“收视率敲诈”：“如果你不买收视率，戏再好绝对进不了前十名！”如此明目张胆的胁迫，映射出中国电视收视环境之险恶。面对敲诈，郭靖宇明确表示：君子不与贼人为伍。后来《大秧歌》播出，果然遭遇收视率被明目张胆的污染，某些地区直接暴跌109倍。这说明，那些被郭靖宇称之为“贼人”的“收视率营销”工作者，在向他示威。

　　第五次第四轮：

　　2015年11月19日，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发出“关于治理收视污染”的声明表示：电视收视市场造假问题一直存在，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极少数省级卫视为了一已之私，不惜通过各种途径、采用各种手段干扰央视-索福瑞（CSM）的收视率调查，人为制造有利于自身的收视率数据。重庆因为推及人口规模大而成为极少数省级卫视收视造假的首选地和重灾区。

　　第五次第五轮：

　　2015年12月伊始东方卫视两发声明表示：极少数省级卫视为在年底冲击收视率指标，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对作为收视样本重镇的上海本地收视数据进行了严重污染。它不仅导致东方卫视和上海本地频道及许多卫视在上海的收视被分流，严重扰乱了上海本地收视市场秩序，也极大影响了电视媒体公正诚信的社会形象。对于类似频频出现的电视收视户受干扰的问题，东方卫视将进一步深入调查取证，并保留依法追诉的权利。

　　五年收视率打假，2015年就有5次高潮，说明中国电视收视率彻底破产。

　　湘人李认为，一年出现五次针对收视率打假的事件，但“收视率营销”还是持续如此嚣张跋扈。在东方卫视的一份声明中，堪称一语中的：

　　极少数省级卫视在年底冲击收视率指标。那么既然有“市场需求”的存在，就一定会有“满足市场需求”的行动存在。只可惜，有些卫视为了一己之私，不去提升自己的频道综合运营能力，而是使用旁门左道，不但伤害同行，也破坏了整个行业的生态，最终会祸及自身。

　　但是，基于“收视率营销”的所谓“复杂性”问题，有责任心的媒体，对此还是无可奈何的现实。

　　不过，上述问题，也许都是中国电视在“自害”与“互害”中谋发展的一个映像。而在此时另一个问题则浮出水面：

　　自201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收视率打假问题，到了2015年发生了5次高潮式收视率打假，则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电视产业的收视率，其信用、权威与公正，宣布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