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出版界，巢峰可谓无人不知。如今，年届八十的他仍以《辞海》、《大辞海》常务副主编和编审的身份，在《辞海》编纂处每日坚持上班，兢兢业业、生气勃勃地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探索巢峰的事业之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如约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做出版要树立事业精神
　　巢峰有一段名言：“见钱不见书的出版者是劣等的出版者；见书不见人的出版者是平庸的出版者”。“您认为什么样的出版人才是合格的出版人呢？”记者开门见山。
　　“你说的是那句话吧!”显然，巢峰已经知道了记者的所指，他爽朗地笑了，“我认为，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做到‘家’，做出版的更应该树立事业精神。”
　　巢峰告诉记者，自己从事出版工作实属意外，14岁参加革命，26岁听从组织安排调入当时的华东新闻出版局，两年后调任上海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主管经济编辑室。这对于一个小学没毕业、初中也仅读了3个月的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当时真是苦啊！我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却要审读教授们的稿子。”可是巢峰就是不服输，逼着自己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资本论》、听报告、啃资料。渐渐地，不仅入了门，自己也开始在《经济周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没有人会想到，巢峰后来还当上了上海经济学会会长，至今仍是该学会的名誉会长。
　　“现在的年轻人文化素质比我们那个时候高得多，一代强过一代这是趋势，但是，年轻人应该戒骄戒躁，不要浅尝辄止，尤其是做出版工作。我们的一些老辞书编辑们，都是做了一辈子的辞书出版工作。行行出状元，稿件到了他们手里，就是放心！”在巢峰眼里，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出版人。
　
　　开创辞书出版新局面
　　1975年，巢峰调入辞海编辑部，1978年至1996年，历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党组书记。1978至199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年总产值和销售总码洋各增长了16倍，利润增长20倍，人均利润近5万元，增长了21倍，国家净资产增长了32倍。特别是在巢峰的带领下，该社制定了从辞书社成立时起到20世纪末历时22年的选题计划，体现了一个出版人高瞻远瞩的气魄和胸怀。
　　巢峰告诉记者，这个22年的选题计划，包括大型辞书40种、中型辞书320种、小型辞书108种，共计468种。谈到这里，他随手指着对面满满一面墙的书柜，不无自豪地说：“这些选题如今90%都已实现，其中还有11部荣获国家图书奖。”记者抬眼望去，除《辞海》外，还有《中国成语大辞典》、《哲学大辞典》、《经济大辞典》、《军事大辞典》等等。回头再看看已是满头白发的巢峰，记者感到的不仅是一种感动，更是一种震撼。
　　1992年，中国辞书学会在北京成立，巢峰当选为第一副会长，不久，因会长长期出国，他任代会长。在任期间，巢峰于组织学术研究、促进学术交流的同时，还抓了“一破一立”两件大事。破，就是批评伪劣辞书。在严肃批评伪劣辞书的同时，巢峰又主张褒扬优秀辞书。为此，他建议设立“中国辞书奖”，1994年5月23日新闻出版署复函批准设立“中国辞书奖”，由新闻出版署主办，中国辞书学会承办，并明确“中国辞书奖”是中国辞书、工具书的最高奖。此举对推动优秀辞书的编纂出版、树立优秀辞书的典型模范、弘扬辞书界的正气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生的《辞海》情缘
　　说到巢峰就不能不提《辞海》，巢峰参与和领导了《辞海》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的修订编纂工作。为了这部中国最具权威的综合性辞典，他可谓呕心沥血，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同时，《辞海》的编纂也充分展示了巢峰作为出版家和辞书编纂家的才干。
　　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传达中宣部紧急指示，新版《辞海》必须在1979年9月问世，向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困难非常之大。这时已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巢峰，果断执笔起草了《〈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对一些重要的称呼和提法问题的妥善处理，显示了巢峰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的修养、胆略和勇气。按这个《意见》处理稿件，《辞海》（1979年版）较好地贯彻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世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巢峰此后又兼任上海人民出版社领导一职，两个大社一肩挑，由于工作出色，领导希望他能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可是被他谢绝了，因为他心里放不下《辞海》，放不下辞书出版事业。众所周知，《辞海》是我国最具权威的综合性辞典，可是《辞海》的编纂工作却是极其枯燥的，“板凳须坐十年冷”，如今80高龄的巢峰，依然在为《辞海》的再次修订编纂日夜操劳，乐此不疲，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面对记者的疑问，巢峰十分坚定地说，读者的信任是工作莫大的动力，“对不对找《辞海》，读者如此的信任，容不得我们工作中出现丝毫的差错。当图书出版时，看到自己的时间没有白过，做了一点工作，也会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