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编辑，邓蜀生的重要成果是策划了《美国通史》，这部通史花费20多年时间，由中国一流专家执笔，六卷293万字大书中文字差错只有26个字（重印时已改正）。
　

邓蜀生的部分美国史研究著作。
　

　　美国史之外，邓蜀生还有很广泛的成绩，读书界大名鼎鼎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就由他担任中文版编辑。

　
　　上世纪40年代，他曾经是印缅战区的随军记者；抗战结束后，他成了重庆新闻界的“小钢炮”；解放后，他作为随军记者被派到朝鲜战场；之后又成了美国史研究专家。邓蜀生，86岁高龄的文化老人，他见证了大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

　　邓蜀生　湖北云梦人，1923年出生于重庆巴县。194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44年作为翻译兼记者到印缅前线，为重庆《大公报》撰稿。曾在重庆《新民报》、新华社总社、人民出版社担任记者、编辑，上世纪60年代起从事美国史研究，著有《伍德罗·威尔逊》、《罗斯福》、《美国与移民》等。
　
　　印缅战场的战地记者
　　抗战时期，国民党有一个“战区学生贷金”计划，我也是这个计划的受益者。1940年，我考入复旦新闻系，半工半读。后来，美国陈纳德的飞虎队来了，需要大批翻译，我因为好奇心比较重，就去了。
　　我先到昆明上译员训练班，待了两三个星期，就被分到印度史迪威指挥的印缅战区。我的翻译官和战地记者生活正式开始。那是我一生中最艰苦，也是最值得怀念的时光。 

　　国民党在缅甸打过两次仗，第一次完全失败了。退入印度的远征军在史迪威指挥下重新整顿队伍，把中国军队分成两个军，一个是孙立人的新一军，一个是廖耀湘的新六军，一共五个师，改名叫“驻印军”。我先是在新六军下面的14师当翻译，因为没有什么事，后来师里办了一份《战斗报》，我就被调到《战斗报》做翻译兼记者，于是有机会做战地采访。在国民党“驻印军”攻克密支那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有点影响力的通讯《国军攻克密支那的经过》，后来被很多集子收录。
　
　　跟美国大兵一起学粗话

　　我在新六军没待多久，就要被调回国。我暂时不想回国，于是自己找到外事局，外事局把我派到美军特种部队。由此，我和美国大兵一起行军的日子开始了。

　　中美一起打日本的时候，关系处得很融洽。美国人当时跟中国人学会了两个字“顶好”，中国人见了美国人也是“顶好”。美国兵特种部队成分很复杂，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比如营长税尔克（threlkeld）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军衔是中校。但有些兵很粗鲁，所以我半年多跟美国兵在一起学了不少学校里学不到的粗话，后来我跟美国人打交道时都会告诉他们，“我跟美国人上层接触的不多，跟下层的美国兵接触的多一些，我说话会不经意地出现粗话，你们要原谅。”他们听后都乐了，说没有关系，在美国国内也是这样。
　
　　重庆新闻界的“小钢炮”

　　我回复旦不久，抗战就胜利了。我就开始找工作。当时，复旦毕业在重庆《新民报》的人很多，经复旦同学介绍，我来到了《新民报》，陈翰伯时任总编辑，我的直接上司是采访主任浦熙修。

　　当时的《新民报》分日刊和晚刊，日刊来不及发表的新闻，就放到晚刊，但是，编辑、采访人员都是同一帮人。当时的记者真的是在“跑”新闻，因为没有汽车，重庆又是山城，连公共汽车也只有一路，记者采访都是用腿跑的，跑累了我们就聚一起喝茶、摆龙门阵，我是晚报记者，采访完就没什么事了，很自由。

　　当时，重庆各个报纸派别不同。《新民报》代表的是中间偏左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代表政学系，以当时的地位和声望来讲，《大公报》是第一，影响特别大，共产党也特别看重它，尽量做它的统战工作。《扫荡报》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的报纸，代表军方的，后来改名为《和平日报》，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商务日报》等五六家。我们立场不一样，写法也不一样。当时我们都是20多岁的人，没什么采访经验，我在重庆有个诨名，叫“小钢炮”，就是因为我年纪轻，说话快，没什么顾忌，不懂得利害关系，提问题比较冲，只知道痛快，当时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后来，我们一些领导老笑我说，小邓提问题还是不错的，但有些问题太直接了别人不好回答。你们还应该注意技巧。陈翰伯后来还对我说过，小钢炮，不要锋芒太露了。
　
　　在《新民报》找到终身挚爱

　　我在上海《新民报》期间，找到了终身伴侣，后来成为电影演员的秦文。秦文的姐姐秦怡是戏剧家吴祖光的好友，吴祖光把不满18岁的秦文介绍到《新民报》当校对。

　　我当时一身美军打扮，穿着丛林靴，绿色的制服，性格很冲，喜欢一边走一边吹口哨。秦文觉得，这个小伙子很特别，就打听我是哪儿的。我看到秦文，觉得这个小姑娘长得很漂亮，不错，就问她是谁。我看她的时候她也在看我，我想她注意到我了，我就问她喜欢什么，她说喜欢外国小说和电影，于是我就借了些外国小说放到她抽屉里，还约她一起看外国电影，结果两个人就好了。 

　　结婚后，秦文从上影调到北影了，演了十几部电影后名气不小。我们一起出门的时候，很多人找她签名，没人理我，我就对她说，“你这名气不小啊。”她笑着说，你们这种人是越老越值钱，我们这种人是越老越不值钱。“文革”之前，她拍过《青春之歌》、《上海姑娘》等等。

　　上世纪50年代，在我被划成“右派”的时候，很多人劝秦文跟我离婚，可秦文并没有那样做。等到文化大革命，我成了“死老虎”，秦文被打成“三名三高”，成了“活老虎”。这时候，“死老虎”就帮助“活老虎”，安慰她不要把政治看得太认真。2000年，秦文得了脑梗塞，2008年11月份刚去世。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子结婚快60年了，算是圆满。

　　成为“办公室战略家”

　　1948年，《新民报》复刊后，报社换了一批领导班子。我被分配到新华总社军事组。没多久，朝鲜战争爆发。我写了一篇文章，《美帝战略上的弱点》，登在《世界知识》上，后来摘成2000字用笔名邓超发了出去，引起很大反响。美国国会议员谈到这篇文章，说中国有一个“办公室战略家邓超”。

　　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批判我的理由是八个字，“个人奋斗，成名成家”———因为那时我已经出了好几本书。我记得，批判会是在老文化部一楼大厅里进行的。当时批判的都是大人物，有冯雪峰、萧乾等，我算级别小的。那时搞批判比文化大革命要文雅，长桌子摆着，被批判的人坐在桌子后面，主持人是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和我的老上级陈克寒。张致祥把我写的一本本书放在桌子上。劳动改造时，我心里就想，你们说我“个人奋斗，成名成家”，就决心出来后研究点东西。

　　我分到人民出版社后，开始研究美国历史。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我就着重研究移民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中国移民。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写了几本书。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武汉成立时，我是常务理事。一直到2000年老伴生病需要照顾，才停止研究。
　
　　记者手记

　　老了不再张扬

　　邓老的小客厅摆放着一台大电视，桌子上有好几个放大镜，那是他用来看报、看书的。他自称虽然声音洪亮，但是外强中干，身体并不太好。去年11月，他的老伴著名影星秦文在走完80岁的旅程后离世，房间里还摆着她的遗照。邓老说，自己跟北影厂打了招呼，不发消息，不搞追悼会、追思会。遗体捐献给协和医院，前六七年，夫妻俩就办好了手续，可惜老伴安乐死的心愿没有实现。前一段时间，有好多人来拜祭老伴，看望自己。

　　在采访过程中，邓老觉得自己一生的经历很丰富，但是，他一再表示，“解放后没什么好说的，要说我就多讲讲解放前。”只是在触及他与老伴关系以及美国史研究时，他才简要说了相关过程。但是，这绝非他在解放后的人生经历的全图。他还说，我年轻时是小钢炮，老的时候就不肯张扬了。是不堪回首还是不愿触及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这答案只有他自己清楚。对于我们而言，这也成了一个难解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