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搞的是形儒实法。也就是说，不管历代的皇帝多么尊儒，但都是表面文章，法家的本质从来都没有过改变。一旦有触及到自己利益的事情发生，就会立马显露出法家残暴的本质。再如，子女遵守孝道看起来是道德层面的事情，但是，中国古代却把“不孝”列为重罪，这说明道德的力量无法对人性产生有效的约束。因此，儒家的学说是失败的。

　　管理的常识告诉我们：制定任何政策法规都需要找到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搞清楚“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据此制定的政策和措施决定其实施的效果。而在中国古代的儒家，普遍认为“人性本善”，因此强调道德感化作用；法家则认为“人性恶”，因此强调严刑峻法的作用，这就是出发点不同带来的差异。

　　在毛主席时代，有国营企业，有人民公社，有免费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有干群之间、群众之间基本平均的待遇。按照他的设想，百姓在获得良好待遇后，应该知恩图报的加倍工作。但是实际上，良好待遇带来的工作热情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紧接着就是低效率大锅饭。后来，他搞“文革”，希望发动群众来治理党风、政风，却意想不到的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忽视了“人性之恶”，毛主席太相信人民群众了，但是，他美好的愿望在残酷的人性面前遇到了障碍。

　　到了小平时代，积极推行改革开放，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在城市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这就是针对人的本性而采取的措施，也就是“奖勤罚懒”，由此极大的激发了百姓的工作热情，使得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尽管这种决策考虑了人性之私，却也忽视了“人性之恶”。所以，他设想的“先富帮后富”，根本就无法落实；官员贪腐之风蔓延，即便对经济领域的犯罪实施“严打“也无法遏制。

　　很多人都在大谈特谈“人性管理”，这不是弱智就是脑子已经浸过水。人性本质上都是恶的，每个人都会尽最大可能地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人付出最小化。在规划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根据人性来制定规则，约束人们遵循公序良俗。如果没有制度的有效约束，先富者绝对不会自觉自愿的帮助后富者，只会剥削穷人群体，侵吞穷人那本来就微薄德利益。贪腐官员禁不起也必然会前腐后继，这就是人性之恶在无拘无束的条件下肆意膨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