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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底需要多少电视节目?    

我们到底需要多少电视节目?

  文化有文化的规律,用发展经济的思维搞文化行不通。文化产品的核心是创造,创造就是对旧权威的反驳和突破。文化工作者应该以创造为荣,以跟风附和为耻。

  周末无事,浏览电视,发现100多个电视频道中很多节目几乎完全雷同。终于悟到数字电视机顶盒纯属多余,有一根20年前的拉竿天线就够用了。

  前不久,有关部门对唱歌选秀节目发出约束令,很快,演讲节目又开始风行。时值暑假,《西游记》等老剧再度横扫荧屏。然后就是做饭栏目、看病栏目、收藏栏目和婆媳打架的电视剧……完了,没啥可看的了。就像北京人吃饭,头伏饺子二伏面,初一饺子初二面,反正横竖就这两样。

  《故事会》杂志的元老何承伟曾说,30年前,杂志几乎创刊一本火一本,为什么?“文革”造成的文化沙漠让那时的读者“给什么吃什么”,饥不择食。但这种现象永远不会再有了,在文化产品多样化的今天,没有创新就会缺乏生命力。

  文化产品的核心是创造,创造就是对旧权威的反驳和突破。文化工作者应该以创造为荣,以跟风附和为耻。让“好声音”、辩论会、婆媳斗、“横店抗日”等雷同题材在电视荧屏扎堆出现,只能说明后来者纯属“武大郎放风筝出手就不高”。在一个收视高峰之后,用拷贝的方法期待下一个收视高峰几乎是不可能的。哪怕是对精品的复制,受众也只能用“二,很二”来评价。

  文化有文化的规律。用发展经济的思维搞文化行不通。何承伟说,激励他一直在《故事会》干下去的,是文化大师钟敬文先生的一句话:“故事与人类的语言同在。”莫言获得诺奖后,也在不少场合强调:“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可见讲好故事对文化传播多么重要。唯其重要而不易,文化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才有存在的必要,才有被尊重的必要。

  文化产品可以说是公众的刚性需求。在主流文化创作不够丰厚、不够多彩的时候,装模作样的“大师”、“神医”就会出现,乱七八糟的“武林掌门”就来搅局,“给长城贴瓷砖,给珠峰装电梯”的妄想就要泛滥,偶像、狗血、“脱星”就大行其道,伪科学、假文化就将把整个社会置于亚健康状态。此时,文化领域管理者必须具有责任感、紧迫感,要深入其中搞好服务,而不是站在上面指手画脚。

  如果我们作一个统计,看看每年制作出的电视节目有多少,而真正播出的有多少,就会发现其数据令人非常不乐观。如果我们再作一个统计,看看每年出版的图书有多少,而动销(卖出一本就算动销)的图书有多少,可能会发现这个数据同样令人不乐观。天津人民出版社编审陈益民说,“洛阳纸贵”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纸书不会再有它曾经的辉煌。纸质图书的困境有其客观原因,但“以出版为目的”的大量文化垃圾和学术垃圾所起到的淹没作用在其中不可小视。电视会成为下一本纸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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