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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东:媒体业的重负不在采编,而是在高层    

朱学东:媒体业的重负不在采编,而是在高层

  


  解救纸媒,ID:savemedia​
  打通纸媒转型任督二脉​
  修炼产业变迁深厚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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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忽传《都市快报》副总编辑徐行自杀离世,媒体称其“自杀前工作压力巨大,患忧郁症,长期失眠”,很是震惊伤感。
  
  ​​我不了解抑郁症的情况,也不知道徐总生前的压力有多大,但对于媒体行业的压力,我自走上媒体一线领导岗位,迄今也已十余年,自己的压力却是深有体会。在我看来,没有一个行业的压力,有比做有理想有尊严的传统媒体更大的了。
  
  ​​世人甚至自己的同事亲朋好友,常常只看到了貌似光鲜的外表,但对于有追求的媒体人而言,那种西西弗斯般无以摆脱的压力,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天地不鉴,唯有自知。​​
  
  2014年春天,我辞别了一手打造的视同自己儿子般的杂志,一些同行朋友问我,是不是难受,我反问,壮志未酬,你觉得会不难受么?但是,当朋友问我辞职后悔不?
  
  ​​一点也不。我斩钉截铁回答。​​
  
  当我想到再也不用去琢磨现在做的报道一个月以后出来会不会受关注,是不是会有人阅读;当我再也不用在两会之前考虑做的选题,如何能够把住两会焦点话题的脉,同时还能做出深度和特色来,审稿还能通过,两会结束还有人读的时候,那一刻的轻松,就像夏天我在老家插完最后一把秧的感觉:​​
  “老子再也不干了!”
  ​​西西弗斯扔掉了石头,解放了自己。
  ​​外人不能理解这看似矛盾的回答。​​
  
  其实,在中国做媒体,尤其是媒体一线负责人,只要你怀揣一些理想,稍微有些追求,对社会有些关怀,你就是那被诅咒的背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永无解脱的可能,如果不能承受,只有离开这个行业,或者,死!
  
  ​​作为一个媒体负责人,不仅承担着媒体产品的生产,还有销售,业务上的压力自是第一位的。
  
  ​​会有人说,其他行业也有业务压力。没错,但传媒业的业务压力,却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传媒产品,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业制品,凝结着人的情感关怀和智慧,这是内容产品的魅力所在,但人是有情感的动物,一个人不可能永远保持高昂的情绪。定期出版的产品,虽然有制度保障流程控制,但自己和员工的情绪,是很难完全用职业标准来控制的,所以,保持产品的稳定性,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活。业务领导首当其冲。我做杂志,一些封面选题讨论时几番反复,也常与我压力和情绪波动有关。压力小情绪波动小,对于选题的梳理就越顺畅,反之,则难产
  
  。​​所有期望做一份有品质有尊严的媒体的负责人,这种压力是永远不可能摆脱的。​​
  
  当然,还有经营的压力。一份有尊严的媒体,不仅是理想,也是职业,事关许多人的生计,无论是总负责,还是仅仅是产品业务负责人,都逃不脱市场的压力,即便是在内部分工最明确的媒体机构,内容负责人也难逃这种压力。过去显著的说法就是,媒体广告销售不好,便怪发行卖得不好,发行便怪内容不好,所以,无论是谁,任何有追求的媒体负责人,都会在内心深处从自己这边找原因,分担相迎的责任,而不是推给其它部门。​​
  
  中国媒体业也有独特的重负,这种重负,不是压在普通采编身上,而是在媒体负责人身上。
  
  ​​本来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是媒体自己来决定,只要不违法就行,但在中国,影响媒体选题的氛围,一年比一年重。如果你要守护这个平台,就必须与这种氛围博弈、妥协。一个有想法的负责人,每每看到很好的选题,却无力去做的时候,悲愤常常郁积于心,不得释放。​​
  
  当然,撤稿的压力,还有广告客户,那是商业。在理想和荷包之间如何做取舍,其实每一次都没那么简单,都是钝刀割肉。决定是你做出的,利益是单位的,但道德包袱却是媒体负责人背的。
  
  ​​有时候,撤稿的压力还有人情世故。中国是个人情社会,除非你六亲不认,否则做媒体永远无法摆脱这方面的压力。​​
  
  当一些报道,迫于各种压力,妥协撤稿之后,你还要面对同事鄙视批评的眼神;杂志出来后,你还得面对同行鄙夷的眼光和口吻。这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一直都存在。
  
  ​​而要在被框住的空间内有所作为,你还得练就猎狗般的敏感。​​
  
  当然,还有亲情的压力。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有理想的人做事负责投入,自然也会较少关注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我在广州做南风窗时期,把幼儿留在北京,在她成长需要父亲的时候,父亲却不能陪伴她成长,我心里一直有隐痛,我忘了一只小鸟在慢慢长大。回到北京,工作压力,也常常让我较少顾及她。那个时候的深夜,我常常如《佐罗的面具》中的老佐罗一样,站在女儿的床边,静静地注视着她,就差放一束花。直到不久前辞职,我才有精力陪伴女儿。用我朋友的话说,你们家丫头终于有爸爸了。
  
  ​​这得内心有多大的压力!​​
  
  但是,理想、尊严和生存,之间常有冲突,而且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市场环境的庸俗化,技术进步压力的普遍化,这种冲突越来越激烈,却很少有宣泄的机会。​​
  
  2009年五六月间,当时我所服务的媒体,甫一出版便被迫做月刊,当时的处境,既不能跟股东解释,解释不清;也不能跟同事说,怕瓦解军心;更不能跟家里人说,无端把压力给家人,此种境地,此种压力,唯有自知。​​
  
  我和当时的负责人向隅而饮,借酒浇自己心中块垒,一直到酒店不卖酒我们。自此,饮酒成了我舒缓释放自己内心的一个重要方法。​​
  
  这些年做杂志遭遇的困境和心苦,我几乎都是在跟我的同学老乡和同行好友的漫饮中,释放消解。只有在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中,才能一吐而快,把内心的痛苦抛却九霄云外。​​
  
  不是麻痹,而是释放。因为喝酒中,也在无所顾忌地分享自己的痛苦经历,而朋友们也会帮你舒缓。这是一种特别开放的交流。
  
  ​​2013年下半年,在我遭遇人生最大挑战时,我在与朋友喝酒交流之余,开始通过抄读诗书,来稳定自己的心神,释放内心的压力。​​
  
  我曾经跟许多朋友说过,我的内心也有恶魔,我每天都在与自己内心深处的恶魔作斗争。毫不夸张地说,是酒和诗书,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对家人爱,对自己的责任,让我压住了内心的恶魔,顺利地跨过了人生中每一个坎。
  
  ​​当然,你也可以不必这样纠结,混日子也可以过去,实在不行,就当个职业,而不是理想的事业。
  
  ​​但是,这样做媒体,不是我想做的。我相信也不是我那些有追求的同行愿意做的。
  
  ​​选择做有理想有尊严的媒体,就是选择了天人交战,就是选择了西西弗斯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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