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这样的题目，一定有人会说：“老兄，写反了，应该是学者型的编辑。”不，不是我一时糊涂，我是琢磨了20年，才得出这样的结论。
　　回想20年前，在京城，一个冬日的早晨。我们在北京饭店召开“国学丛书”第一次编委会。16人组成的编委会包括张岱年、王世襄、王利器、张政烺、金克木、徐邦达、袁晓园、傅璇琮、梁从诫、庞朴、李学勤、刘梦溪、方立天、杜石然、汤一介，还有周振甫先生。那次聚会是由葛兆光、王炎、冯统一、陶铠、李春林、梁刚建召集的，除了汤先生不在国内，其余的人都来了。这很难得，因为其中一些人，已经许多年没有出来聚会了。望着他们，我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只知道他们大多是“顶天立地的人物”（梁刚建语），学术上的事情我确实知之极少，只听从老葛他们安排。但是，其中有三个人物的简历，还是引起我格外注意。一是梁从诫先生，他曾经在大百科出版社工作；另两位是傅璇琮先生和周振甫先生，他们都是中华书局的编审。我在想，这就是学者型的编辑啊！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
　　且放下梁、傅二位先生不表，我一直注视着目光低垂、老老实实的周先生，心中的疑问不断地翻滚起来。发言开始了，张岱年先生一反往日的平和，怒叱文革时期“诗书扫地”；金先生说到兴奋处，用拐杖敲得地面当当作响；梁先生骑着自行车而来，还穿着牛仔裤，据说他参加全国政协会也是这副打扮；王世骧先生身着传统的对襟上衣，脸上含着长者的微笑；袁先生衣着典雅时尚，胸前还佩戴着一个“阳绿”的翡翠平安扣（刚建兄说，他到袁先生家接她时，她正在内室妆扮，让他在客厅里等了好一会儿）；张政烺先生说话很少，春林兄耳语对我说，张先生在学界名声巨大，却不爱抛头露面，一些后学读他的文章，还以为他是古人呢！……只有周先生，穿着一身整洁的青灰色中山装，拿着一摞稿子，在那里认认真真地发言。
　　其实无须疑问，无须认证，只是那时我涉世尚浅，孤陋寡闻。
　　作为编辑，周先生从1932年进入开明书店，做了58年的出版工作，经手编辑的好书名著多不胜数，有口皆碑，此处不需一一罗列。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足以勾起我们翩然的联想与追寻的欲望。
　　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给臧克家等人一封信，谈他的18首诗在《诗刊》上发表的意见。其中有一句话写道：“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诗改正错字，那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试问，究竟改了什么错字？究竟是谁的错？当时，没人敢问，也没人敢说。直到1999年8月24日，周先生才与章学新先生谈到这件事情。当时周先生参加了诗词的注释工作，他发现了两处错误。一个是“把酒酹滔滔”，把“酹”字错写为“酎”。另一个是“原驰蜡象”，毛主席把“蜡”写为“腊”。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不是错，腊是柬埔寨的古地名真腊的简称，腊象可解释为雪后的秦晋高原如真腊的大象奔驰。周先生认为，根据诗文分析，就是毛主席写错了，云云。后来果然按照周先生的意见改了过来。由此可见，周先生的为学为编之道是坚持真理、不畏权威的，他还指出过鲁迅、闻一多、郭沫若、游国恩等许多名人的错，还指出过许多古人的错。当然，周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最受学者尊敬。钱钟书先生与周先生交往的故事传诵最多，从1948年开明书店首印《谈艺录》，到1978年《管锥编》出版，再到35年后修订再版《谈艺录》，周先生都是责任编辑。钱先生对于周先生的学识与认真精神大加称赞。
　　作为学者，周先生著作数目之多，让人眼花缭乱。冀勒先生曾于2007年撰文纪念周先生，信手列出他的著述，竟达50余种。上世纪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周振甫文集》10卷，仅收部分著作，即达600万字。
　　面对周先生如此辉煌的人生成就，我们应该记取些什么东西呢？归结起来，有三点最让我难忘。
　　一是他的方法。大凡成功的学者，必有一套独具的研究方法，终生相随。读周先生的文章，他经常谈到，对于学问的认知，它是从早年研读章学诚《文史通义》起步的。由此，我又想到编“国学丛书”时，我们曾经恳请编委会的老先生们，每人拿出一篇文章，谈一谈自己毕生研究国学的体会。将其汇成一册，即《国学今论》。结果，张岱年讲“道统与学统”，汤一介讲“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金克木讲“比较文化”，等等。周先生的文章是《论史家部次条别之法》，冷眼一看，此目真有些不知所云。细读下去，我竟然产生“如雷贯耳”的阅读幻觉。他讲的仍然是《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其核心在著录群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原则，以及读史治史的“在书即为叙录，在人即为列传”之方法。实言之，那时我对周先生的思想方法还是一知半解。但相同的编辑身份，以及周先生“由编辑而学者”的煌煌成就，深深地唤起我心向往之的欲望。多年下来，走这条路，收获真的不小。
　　二是“编辑型的学者”。回到本文的题目，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其实你只要打开周先生的著作，就会发现，周先生的学术研究风格，是与那些学院派的专家、教授们大不相同的。他的文章体例，明显地不同于那些专著、论文的所谓“标准格式”，更像是一篇篇、一段段品质极高的“书稿审读意见”。我捧着他的书，眼前总会出现一位老编辑，手中举着一部别人的书稿，向我们讲解着其中的种种事情。再深一步，他的述说是那样的坦诚，那样的明白。而且，他不是在说自己创建了什么，往往是点评一部作品应该修正什么、添加什么，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完成了自己高超的学术表达。在“纯学者”的眼中，这样的做法是很傻的。学者之间，彼此的研究是相对独立的，谁也不会把自己的学术成果，不明不白地送给别人。编辑却不同，为别人的书稿改错、拔高、完善等等，都是平常的事情。不然何以称“为人作嫁”呢？只是周先生把编辑工作做到了极致，并且分身成一个学者，但他仍然是一个编辑型的学者。因为他并不会越俎代庖，这是他职业精神的体现。结果，这样的职业约束，甚至改变了他全部的学术风格。说一点题外话，写此文时，一位文学博士来访，谈到周振甫，他说，我们最爱读他的著作，好读，资料多，学术出口多，很容易从中引发出更多的论文题目。现在有些专家的论文，只给出结论，甚至连“引文”之类的路径都不肯说清楚。
　　三是他的品德。讲一段故事。1983年，中华书局和中国版协共同主办“祝贺周振甫同志从事编辑工作五十年茶话会”。钱钟书先生在会上发言。他说，有人一听到表扬就洋洋得意，有人却局促不安。不信，你们看一看周振甫先生。大家目光转去，只见周先生低着头，红着脸，一副不自在的样子。引得大家都笑起来。周先生发言时却说，“编辑工作五十年”是一个虚数，十年动乱时我去干校放牛，不能算是编辑工作。此时，大家又笑了起来。我相信，这一次笑，人们的眼中，一定噙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