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今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称，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的100件微博热点舆情案例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随着微博等新媒体正成为日益重要的舆论场，它在开通言路、凝聚共识、利益表达等方面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但与此同时，网络上众声喧哗、谣言四起带来的危害也早已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在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中，一旦网络上的不实信息经传统媒体发酵，极易造成负面效应的累积，导致各种严重后果。传统媒体若不对网络信息进行认真核实，不对网络曝料加以甄别，就可能被其误导，使信息井喷带来的信源机遇变为潜在的信源危机。观照现实，也不乏传统媒体助推网络谣言的例子。身处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产生必须引起业界深思，新闻生产应当坚守必要的底线和准则。
　　(一)
　　当下我们再讨论新闻时，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互联网已经深深“嵌入”新闻业的肌体，或明或暗地改变着传统新闻业的面貌与样式。首先，受众对新闻时效性的要求更高了。现在日报以天为报道周期，电视和广播以小时或天为报道周期。而在网络平台上，新闻正在走向实时报道为主的阶段。其次，新闻作品的刊发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跨媒体的融合，一则突发事件或许先以140字的篇幅发表在媒体的官方微博上，之后它可能会在次日出版的报纸上占据更多的版面，用更丰富的表现形式呈现。
　　这些变化的根本在于，由于网络传播的发展，新闻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速度与时间的竞赛。即使是像报纸这样的平面媒体为了获取更快速、多元的新闻信息，也会规定记者可以先于报纸在网络平台发布实时新闻，以抢发独家新闻或者避免漏稿。对记者来说，新闻的工作节奏明显加快，新闻组织所拥有的不同发表平台要求有大量稿件填充时段和版面，倍增的信息需求量也使记者的工作内容多元而且繁重：在时间与稿量需求的双重压力下，新闻报道的质量也会不可避免的下滑。
　　今年6月，媒体对安徽“孕妇胎儿被盗”事件的报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6月29日11点22分，安徽网发布一条题为《太和24岁孕妇自称医院孕检被迷倒腹中胎儿被取走》的消息。这篇300余字的报道描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6月26日上午，太和县一名24岁孕妇滑某独自到医院孕检时被人迷倒。当晚10点左右，这名孕妇在阜阳汽车北站附近醒来，发现腹中胎儿已经被人取走。所有孕妇陈述的内容都出自一位不知身份的“知情人”。报道还称，记者上午从太和县公安局了解到，警方正全力调查。这条消息的署名为“《新安晚报》安徽网记者”，显然记者既为报纸供稿，也为报社主办的网站供稿。笔者在当天的《新安晚报》电子版上没有查到这篇报道，表明这是报社为了抢新闻而率先发布的网稿。
　　这一消息引起了其他媒体的关注。6月29日18点49分，人民网安徽频道对此消息进行了报道，题为《网曝安徽24岁孕妇被迷倒胎儿被盗警方已介入调查》。人民网记者采访了“孕妇”的丈夫并向太和县警方求证，确认有这样一个案子。21点26分，人民网再次发布《太和警方通报临产孕妇被迷倒后腹中孩子被盗事件》，告知案件进展并指出滑某腹中的孩子去向不明。许多媒体的官方微博也转发了这一消息。6月29日21点52分，“@央视新闻”发布微博“〔太离奇!一孕妇称肚子里的孩子被偷走〕”，该微博被转发近5000次，评论2000多次。6月29日23点06分，“@人民日报”发博“〔离奇!一孕妇称医院孕检被迷倒胎儿被偷走〕”，该博文同样被转发6000余次，评论2000余条。在较高的转载量中，多家媒体官方微博都参与其中。
　　6月30日出版的《新安晚报》在头版作了导读，在A4版刊发了1500字的消息《疑云重重：大白天腹中胎儿被盗?》。这篇报道的出炉与前一天该消息在微博上的热传有关。记者走访了孕妇家、医院和公安局，文中明确的消息来源有孕妇的丈夫、哥哥、公安局长、医生等。在文末，报道还对事件的真实性提出了三点疑问。《京华时报》、《新京报》等报纸也利用不同的稿源刊发了对这一事件的报道。然而就在这一天(6月30日)早上8点31分，人民网刊发消息称，警方已经查明当事人并未怀孕，所谓的婴儿被盗是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事情终于真相大白。随后，“@央视新闻”等媒体官方微博进行辟谣，部分报纸则在第二天对真相进行了报道。事实上，人民网在7月1日披露的事件详情表明，就在6月29日媒体和网络热议婴儿被盗事件时，当事人已经向警方陈述了谎报案情的事实。
　　针对这一乌龙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国新闻出版报》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则离奇消息怎么没有得到求证，就登上了媒体的大雅之堂?争抢爆炸性新闻能否成为失实消息传播的理由?权威媒体该如何维护来之不易的品牌和美誉度，而不是被网络环境下的传播所干扰?这些疑问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生产应该遵循什么逻辑与底线?
　　(二)
　　尽管不同媒体的融合远不成熟，但是跨媒体的竞争已经成为一个现实。市场的快餐化竞争让许多新闻信息大同小异，在很难做到对新闻的独家发布时，时间上的抢先一步也是市场竞争的一种策略。追溯这一乌龙事件的源头，安徽网的报道最早将微博上流传的谣言转换成专业的新闻报道，但是记者显然没有做到足够的查证工作。这一查证理应通过明确权威的消息来源来进行，必要时还要求有足够数量的消息来源，以便可以交叉互证。但在最初的报道中，记者只是引了一位“知情人”的说法。在新闻实践中，记者应通过访问各个消息来源完成新闻报道，并形成一系列的新闻常规以保证新闻的真实和准确。近年来出现的不少虚假新闻，都是因为媒体主动放弃了查实这些内容真伪的责任所致。
　　传统媒体环境下，尽管记者们努力缩短事件发生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滞，但受限于客观条件，记者处理的永远都是已经完成式的新闻。随着媒介生产平台的多样化，记者完成工作的单位时间比以往被压缩了很多，在网络环境下从事新闻生产必须面对时效性所带来的压力，“高速新闻”越来越具有支配地位。互联网及数字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记者的生产效率，增加了新闻产品的数量。但与此同时，新闻产品的质量并没有随之提升。这场信息传播速度的竞赛不仅是传统媒体之间的竞争，也是一场传统媒体与为数众多的自媒体、社交媒体、新闻网站竞争信息速度以证明其权威地位的过程。
　　学者们已经发现，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业对速度和即时性的追求衍生出一系列问题。首先，当对速度的追求演变为持续不断的“截稿时间”和新闻循环时，新闻常常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使得公众难以知晓事件或议题的全貌，进而破坏了新闻业为公众提供全面和丰富信息的功能。其次，当新闻业对速度的竞争日益剧烈时，更可能引发对真实准确这一基本专业准则的放弃。这是因为，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很多媒体很难坚持在短时间内核实信息。而在对速度的追求下，互联网信息流通的高速逻辑又必然混合着或催生了对“新奇”的强调。这些都使得记者往往在未加充分核实的前提下发布报道，有时甚至导致虚假报道。为了方便新闻的快速生产，单一信源、匿名信源等被大量应用，在这样的新闻实践中，即使消息来源有意或无意地释放错误信息，记者也不愿甚或无力进行查证，导致误信消息来源而制造出虚假新闻。虽然一时抢到了新闻，但一味追求速度而忽略真实的后果，反而伤害了媒体和新闻的权威和公信力。
　　伴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我国新闻媒体的数量大大增加，导致竞争程度快速上升。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媒体需要找到更能增加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的新闻操作方式。同时，传播新科技的发展使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新闻正在走向实时报道为主的阶段。不光是记者，甚至是普通人也能够随时随地用移动设备发布消息，这些用户生产的内容往往被媒体当作便利的新闻来源来使用，更促成了那些爆料式新闻的出现。新闻只要“好看”，瞬时就能吸引眼球，是否深度与正确已显得不那么重要。在这种躁动的情况下，新闻不仅难以保证最基本的真实性，有时甚至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举例来说，今年6月，一位江西的重病男孩到上海治病，原本希望能够进行心脏移植，但他最终没有等到供体。他的父母无奈决定，在孩子去世后捐献眼角膜。在男孩弥留之际，一群记者仍在现场抢新闻。电视台为了抢独家新闻，甚至等不及孩子去世，就在晚上6点半的新闻时段提前播报了这条新闻。在整个过程中，媒体沦为一个只顾追逐热点，完全没有价值判断和人文关怀的商业机构。一位资深记者沉痛地写到：“当网络信息满天飞，谣言和事实真假莫辨的时候，如果连传统媒体都不能够恪守新闻的真实性和新闻人的良知，那么这个社会的真实、正义和良知，真的会离沦丧更近一点。”
　　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谣言，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业绝不应仅仅是新闻在工具意义和呈现方式上创新的问题，而应该回归新闻业的本质：新闻业的主要角色应该是在互联网上充满着真假并举的信息环境中做负责任的信息提供者，新闻人的责任则是通过专业的新闻报道弘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对当下的新闻工作来说，只有如此，才能继续巩固新闻权威，指引新闻工作者建构专业认同，从而维系自身的专业地位。笔者以为，新闻的真实底线和人伦底线不容逾越。无论媒介技术如何演进变化，准确、真实、客观地描述周遭的社会现实，仍是主流媒体和新闻人的权威性来源，不能为了抢新闻而忽视社会的基本伦理。那些践踏真实性和人伦道德的伪新闻“不仅不是真正的新闻，更足以给整个新闻界带来损失和灾难——丧失诚信，丧失公允和道德，而终将遭人唾弃!”
　　(作者：复旦大学博士后、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