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年我国第一代省级电视台的女记者，到远近闻名的新闻写手；从一线记者到单位“一把手”；从电视台台长到电台台长，姜丽彬在33年的新闻生涯中，不断地实现着令人惊叹的“高难度”跨越。而在这种不断变化的人生跨越中，永远不变的是她对新闻事业的赤诚之心。

　　用电影摄影机采访拍摄新闻
　　1976年我从北京广播学院（即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电视摄影专业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了辽宁电视台新闻部当记者。那年我26岁。因为我中学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到农村劳动了，所以大学毕业时年龄也老大不小了，当然，也还算是风华正茂。当时辽宁电视台的新闻部才有十几个记者，我是这里唯一的，也是第一个女记者。
　　我们采访的时候不像现在有高级的摄像机，当年我们是用电影摄影机采访拍摄的，里面装的是16毫米的电影负片。
　　我可以把我们当年当电视记者的几个环节，也就是一条新闻片的产生过程描述一下，也是对我自己经历过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回顾。
　　第一个环节就是采访拍摄。当时新闻部人手少，除了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这样的大型会议以外，基本都是放单飞，不像现在的记者两个人一组，有专门摄像的，有采访、拍摄、写解说词的。每每接到领导的指派或者自己抓到主题后，全是一个人背着机器就出发。不管是去煤矿还是建筑工地，或者是到军营、到农村、到学校，我们都是一个人孤军奋战。
　　第二个环节就是洗印。洗印是由洗印车间的师傅们完成。他们拿到我们拍摄的负片后，在暗室里冲洗；然后把负片和正片放在一起印一遍。他们洗片期间我们也不能闲着，就在这里写解说词。
　　第三个环节就是剪辑和编片。我们拿到冲印好的正片以后，记者就开始按照自己写好的解说词来进行剪辑和编辑。
　　第四个环节是配音。这个工作是团队作战，一边是放映机放片，一边是播音员播稿，那边的录音师按照记者写的解说词标明的秒数或停或放，把播音员的声音录制到录音带上。
　　最后就把画面的影像带和录音带一起交给播音部，这样一条新闻的采访编辑制作才算完成。
　　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摄影机一般是十几斤重，如果拍重大选题就要用高档的摄影机，那家伙得有三十斤重，是用一个架子固定在前腰上，几个小时拍下来就是年轻人也都累得直不起腰，我当时拍专题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设备，这样干一直干了5年，一直到还有5个月我要生小孩了，这个时候才放下摄影机。我觉得可能是老天要磨炼我吧，等我休完产假再上班的时候，电视新闻记者手中的电影摄影机就被现在的摄录机取代了。我因为当了新闻部的副主任也就很少到一线采访。
　　被混凝土“浇灌”过的女记者
　　我从小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的，年轻的时候用东北话讲就是自己还有点“虎”，不知苦不喊累，无论是下矿井还是到建筑工地，还是在粉尘飞扬的铸造车间，或是面对钢花飞溅的高温炉，我都无所畏惧。那时候年轻，对事业确实有一种燃烧的激情。
　　你要问我作为一个女记者和男同志一样扛机器算不算是一个挑战，我自己认为对我来说那是工作的一种乐趣，是生活、阅历、心灵上的一种充实。那时候一天拍两条或者三条新闻片都不在话下。
　　真正的挑战是女记者性别本身带来的挑战，而不是脏、险、难、累。我当记者时下基层都是单兵作战，而陪同的往往也是一个人，用东北话讲，常常大都“大老爷们”陪同，我当时是一个未婚的“黄花闺女”，经常遇到一些难为情的事。比如，在工厂采访拍摄的时候，不好意思提出上厕所，常常一憋就是半天；在军区采访，常有干事或秘书陪同，我常被当成他们的家属，整得我解释也不是，装糊涂也不行。
　　有一次盛夏酷暑我到建筑工地采访，工地上基本是清一色光着膀子的大老爷们，看见来个女记者采访就来劲了，尤其这个女记者还扛着摄影机拍照。有个工人恶作剧，在我走到门口时，用一桶刚刚搅拌好的混凝土把我从头到脚浇了个遍，我马上就成了个“泥人”。混凝土开始是软的，渐渐在身上就发硬了，我恼也不是，哭也不是，还不能跟他发火，而且当时确实挺坚强，也没有什么觉得委屈的表现。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头发才洗干净。现在回忆起来，那些职业经历有着一种淡淡的甜美，可当时却是欲哭无泪，那时想，如果自己是个男性该多好，可以减少多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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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纪录片策划制作的高手
　　我在辽宁电视台当了四年的新闻部副主任和主任之后，1985年我35岁，被任命为副台长，分管新闻部等部门。那时候可能算得上是全国是最年轻的副台长。在这期间，我们辽宁电视台曾创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片排全国第四的好成绩，记者单人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片100条的记录。客观地讲，辽宁是一个出新闻的地方，但是与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因此，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相当不容易的。
　　抓新闻是记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但是一个合格的媒体领导者，不仅需要自己身先士卒去第一线，更重要的是能够嗅觉敏锐、高屋建瓴、统筹安排，指挥整个团队抓选题、抓策划、抓新闻、抓一些重大题材。我的体会是，首先要有果断的指挥协调能力，需要让大家心悦诚服的亲和力，更需要新闻敏感力。所以那些年艰苦而充实的一线记者生涯使我受益匪浅。
　　不仅是新闻片，就是电视纪录片的创作，我们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当时最有影响的纪录片叫《人·鬼·人——一个日本宪兵的生涯》。1985年初，我听到了当年一个在中国东北杀戮了100多名中国人的日本宪兵战后几次到中国来忏悔的事情后，立刻感到这是个配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好素材，马上决定作为重点选题；并亲自出马，与记者高国栋先到日本采访当事人，又在沈阳、齐齐哈尔、哈尔滨、四平等地拍摄了大量的素材。在这个纪录片中，我既是策划，又是记者，还是编辑，通过当年一个日本宪兵土木芳雄的忏悔自述，穿插着中国受害人家属的血泪控诉，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也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把一个普通的日本人变成了杀人魔鬼，而我们中国人民的浴血抗争和博大胸怀又使这个魔鬼变成了人这么一个重大的主题。节目播出以后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四川国际电视节上，这个纪录片被评为最佳的人文社会类的纪录片，获得了最高奖“金熊猫奖”。当时有个日本同行拍了一个诺贝尔文学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怎么来培养他的弱智儿子的故事，那个故事也很感人，但是最后那个作品还是落选了。第二年在日本的国际影像节上也被评为最优秀作品奖。当年的北京广播学院把这个纪录片作为电视系的教材，甚至过了十年以后，2005年海南卫视、四川卫视、凤凰卫视等电视台还把这个片子作为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的主题节目重新播放。
　　另外，我策划并监制了纪录片《两个孤儿的故事》，有人评价为当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的经典之作。我给你讲一个小插曲吧——可能是因为电视纪录片创作上的成就吧，1995年初我被邀请参加中日电视纪录片制作人的研讨班，这个研讨班是在日本举行的。在研讨班上发言的时候我谈到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准备拍摄一部以日俄战争为背景的纪录片，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我的家乡大连的侵略。当时有个日本挺有名的纪录片制作人对我说：“姜女士，你错了！日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当时我就有一种拍案而起的义愤，我说你们在中国国土上发动战争，竟然不是侵略战争！你怎么解释？！几个回合，他讲他的，我讲我的，最后他不得不承认错误，他说他的说法有问题，向我道歉。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回沈阳以后我就把这段经历写了一篇《为民族利益唇枪舌剑》，发表在《沈阳日报》上，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北京一个单位还问我同不同意他们收藏这个报道，我说这是没问题的。这也是我记者生涯中比较难忘的事情。

　　创造“辽宁省广播电视史上的奇迹”
　　那是我在辽宁电视台工作了20年之后，受命组建辽宁有线电视台，我先是任筹备组的组长，几个月以后就担任辽宁有线电视台的台长，时间已经过去13年了，可是许多事情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有些事情现在想起来还很激动，成为鞭策我不断拼搏的巨大动力。
　　我们筹备工作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展开的，真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你刚才也提到没有资金、没有人员等等，我当时的概括是“四无条件”下进入筹备的：一个是没有办公地点，你都不知道你下一步工作在哪儿办公；第二个是没有资金，一分钱都没有；第三没有采访设备和播出设备；第四当时没有人员，只有我们筹备组的五个人流动办公，也没有交通工具，就是这种状态，都觉得不知道从哪抓起。但是我们大家迎难而上，夜以继日，筹备过程就不细说了，很艰苦，连续拼搏116天，就播出了各方面都还认可的两套电视节目，都是24小时播出的。因为筹备工作进展得很成功，当年广播电视厅专门向全系统发出通报嘉奖令，肯定为”辽宁有线电视台筹备工作是辽宁省广播电视史上的奇迹”。他们认为这个台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筹备好，才能播出，没想到四个月我们的节目就完全推出了。
　　当时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场景就是我们节目播出后，因为昼夜奋战的这些同事实在坚持不住了，有的席地而卧，有的靠着墙就睡着了，回想起来奋斗的日子很甜蜜，但是现在想起来眼中还发酸，情不自禁。我觉得当年一个是筹备工作十分成功，第二个就是我们当年没有一分钱的资金，财务零起点，到了第4年年底，我们就是一个200来人的有线电视台，收入达到9800万元，将近一个亿，第三个就是节目内容精彩纷呈，在社会上影响特别大。在面临辽宁电视台已经办了多年的情况下，我们有线电视一经播出，就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在辽宁省反响很好。尤其像《给你5万元 圆你创业梦》这样的栏目，受到当时辽宁省和国家劳动人事部的表扬。我们的春节晚会节目获得了全国星光奖一等奖。第四就是带出了一直团结向上、爱岗敬业，能打大仗和硬仗的电视团队。有线电视台开办后的第五年年初，按照国家的宏观调整政策和辽宁电视台合并，我们有线电视台这些业务骨干也成了辽宁电视台的骨干，有的同志现在当了辽宁电视台的副台长，有十几个人现在是辽宁电视台的中层干部，还有一些记者现在已经成了名记者。
　　总之那段经历确实回忆起来很激动。只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种感受。直到现在大家还很留恋我们那时候的氛围，那时候大家齐心合力来工作的情景，也有很多领导和同志们跟他们说当时你们有线台那种氛围现在是很难再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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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领辽宁电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001年辽宁有线电视台与辽宁电视台合并后，我被调到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担任台长、总编辑，当时用大家的话说，你从一个万众瞩目的强势的电视台到相对寂寞的弱势的广播电台，从已经轻车熟路的电视管理者到当时正处于下滑趋势的，我并不太熟悉的广播事业的掌舵人，对我来讲是一个转型，是高难度的，而且是严峻的考验。我觉得好在这两个媒体有一定的相通之处。自己又有多年新闻工作的从业经历，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之下我很快适应了，而且也乐在其中。
　　我们辽宁电台有几件精彩的事情很让我们为之骄傲。第一个我觉得比较精彩的就是我们发起了一个叫“媒体就业援助行动”，帮助几万名下岗职工和大学毕业生找到就业的岗位，受到了两任省委书记的高度评价。我们连续搞了五年，也确实得到了下岗职工和他们家属的拥护，切实解决了很多家庭就业的严峻形势。
　　第二个就是我们是全国第一个把广播节目推向市场的，《娱乐双响炮》栏目现在已经热销全国一百多个电台，现在还播出。
　　第三个我们是第一个在省会城市之外异地办广播分台的，也是全国第一家广播分台，扩大了省台节目的影响力和覆盖率。在异地办分台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难的，应该说我们当时抢占了机遇，把这个事办成了。
　　第四个是我们第一个走出国门，到美国的洛杉矶、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办辽宁广播宣传周，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和我国驻地总领事都莅临现场并讲话，美国国会议员、州议员还有大洛杉矶市的议员很多人都参加了，当地几十家媒体对这件事情也进行了采访，现场很壮观。我们明年准备在温哥华再举办一次广播宣传周，把我们办的节目在温哥华的“加拿大之声”播出。
　　第五个我们电台还承办了辽宁省的新年音乐会，现在已经办了第七届了，为了突出广播人办音乐会，我们把它叫做“声之韵”音乐会。有的人还说如果你没有看辽宁电台承办的音乐会那就是没品位。所以我觉得这种新年音乐会的承办不但是一场演出，实际上也提高了受众音乐方面的素养和大家的品位，这是媒体应该做的。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去年年底开始，我们整合省内的广播资源，同铁岭市的电台深度合作，联合办台，这在全国应该也是第一个。具体的做法就是“四个不变”：现有的体制不变、人员的隶属关系不变、国有资产属性不变、原来的工资待遇不变。在这四个不变的前提下，我们介入铁岭电台的三套节目，节目的呼号也改变了：它的新闻频率呼号是“辽宁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铁岭之声”；第二套节目是“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铁岭之声”；第三套节目是“辽宁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铁岭之声”。从一个半月的运作时间来看，各方面反映都很好。
　　到现在为止这三段经历：辽宁电视台、辽宁有线电视台和辽宁广播电台，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媒体的领导，心血在广播电台付出的是最多的，在广播电台我个人的感受是最多的，在广播电台取得的业绩也还是最大的。尤其是辽宁电台的经营收入由我来电台之前的3000多万元增长到1.8亿元。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当初我刚来的时候是5个频率，现在已经8个频率了，我们的作品也是连连获得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的一二等奖。在今年春暖花开之际，我们辽宁电台将搬进新建的辽宁广播大厦去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将热情欢迎新闻界的同行到沈阳做客，为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战胜绝症再创事业辉煌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位患病的姐妹讲过的一段话：疾病使我大彻大悟！经历过一次生死的考验，现在就要健康地活着，骄傲地活着，高质量地活着。我觉得她讲得特别好！
　　我是在1989年的12月份，也就是在记者生涯13年之后，39岁时一检查患有乳腺癌。说实话，当时我确实没有万念俱灰，而是乐观地配合治疗，配合医生。手术后经过8次化疗，不能再打了，身体受不了(哽咽)，就口服了两个月的药，不到半年我就回到了工作岗位。
　　上班后台长很照顾我，找我谈话，说你就别分管新闻了，分管新闻压力太大，责任也太大，就管文艺吧。我觉得台长的话使我很感动，但是我的个性就是不能停止自己前进的脚步，无形中就把自己套得更紧。我自己又拿出一段时间来研究电视文艺的特点和规律，结合辽宁电视台当时的实际，提出了用新闻的切入点去办文艺节目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领导的肯定，以后我就着力培养文艺部这些编导们的新闻意识，鼓励这些编导们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去办文艺节目，并且下力气整合辽宁这些文艺资源为我所用。在我主管文艺一年以后，我们办起了辽宁电视台第一个直播栏目叫《共渡好时光》，每周一期，这个栏目很快就在观众中产生反响，在这个栏目中崭露头角的辽宁文艺人尤其受到了全国观众的瞩目，比如现在很红火的范伟、潘长江等等，他们自己都说是从辽宁电视台的栏目中走出来的。以后又相继办起了《开心不调台》、《第二风景线》、《戏苑景观》、《三原色》等栏目。在我分管文艺以前，辽宁电视台没有一个固定的文艺栏目，我分管第二年开始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栏目，有的文艺节目多次获得全国电视文艺的最高奖——“星光奖”一等奖。有不少专家也认为，在我分管电视台文艺工作期间，是辽宁电视台文艺节目的鼎盛期。
　　本来台里是为了照顾我养病而安排我分管文艺的，但我当时没有被疾病吓倒，而且激情昂扬地投入工作，在电视文艺上应该说确实也是有些作为，而且也为人生积累了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我的体会是什么呢？拼命工作，有的时候就是一剂良药，它可以使人更坚强，可以使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至，我也想起一句歌词——“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它是用青春的热血来浇灌”。 当时上班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虚胖、浮肿，浑身无力，回到家就想躺着，听听音乐，调节调节心情，第二天又上班了，一忙就是一天，停不下来，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可能大部分都是这样，也许可能方式不一样，我是这种方式，别人是另一种方式。我背后有很多故事，一讲起来就容易激动，而且这种激动往往抑制不住。
　　从休息半年后上班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我也就这么坚持过来了，身体一直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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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有爱，就有明媚的未来
　　现在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我很羡慕的，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代，而且都有很好的岗位，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基础，我觉得你们会做得更好。要说提出一些希望的话，更不如说是我的新闻职业感受和人生的感悟与你们做个交流吧。
　　第一点就是要热爱。我自己也是很挚爱这个工作的，这也是我生命的支撑。记得十几年前我见到新闻界的老前辈范敬宜先生时，他对我说过，“干了新闻工作以后，觉得再干其他什么工作都觉得索然无味。”我特别同意这个看法。在这些年里我也有几次跳槽改行发展的机会，但我实在割舍不掉这个催人奋发的新闻事业。常言说“热爱是成功的一半”。德国的文化巨人歌德也说：“所谓责任，就是对你从事的工作有一种爱”；温总理也曾经讲过，就是“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事、用心写文章”。我觉得用心和有爱就有明媚的未来，选择新闻事业吧，新闻事业将使你无怨无悔。
　　第二个感受就是挑战。新闻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很具有挑战性的职业，而我这30多年的新闻生涯中，工作几次变动，并且都是从热门的电视台到相对冷清的有线电视台，再到只能听声不能见人的广播电台。尽管职务是在往上走，但是从工作受关注的程度似乎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但我觉得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工作，就需要我们坚韧不拔地去面对，越是艰苦，越是低潮，就越是挑战，越是考验。值得欣慰的是对我自己来讲，这几个岗位都是我所挚爱的新闻岗位，同时，我也热爱生活，我觉得生活和时代也给予我巨大的回报。
　　从事新闻工作我得到的荣誉不计其数，如新闻界的最高奖韬奋奖，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辽宁省十大女杰，辽宁省的优秀专家等等，这在全省新闻工作者中也是唯一的。我还当选了三届辽宁省的新闻代表，还是人大常委会的教科文卫委员会的专门委员等等。我觉得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不管在什么岗位，只要敢于迎接挑战，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就有机会脱颖而出，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没有一块土地是贫瘠的。
　　第三个就是要有激情。新闻工作是一项需要激情的事业，因为当记者，大家都想成名，而且成名也是前进的动力之一，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愿望，但是一鸣惊人的突发性重大事件的报道应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而我们每天面对的往往是枯躁的，甚至程式化的日常事务性工作，这很容易磨损新闻工作者的激情。尽管如此，有一句话“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不是一次简单的重复，在平凡的工作中感受乐趣。
　　新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这30多年来，我自己回顾一下，自己一直处在匆匆赶路的状态，这一路上有很多美丽的风景、美好的东西也没来得及欣赏。这也就对应了那么一句话“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第四个感受就是亲和。新闻工作者在旁人的眼里看也许是风光的，尤其是名记者，更是笑傲天下，但是这个职业绝不仅仅是依靠个人奋斗就能成功的。记者需要有被采访对象对你的配合，需要编辑的合作，需要受众的认可，还需要来自上级的肯定。一个好的记者肯定不是天马行空的独行侠，而是一块具有相当亲和力的磁铁。作为一个媒体的领导，不仅需要战略的前瞻眼光，果敢的指挥能力，更需要具有感召力和亲和力，如果让你干你不得不干往往事倍功半，而如果你心悦诚服的主动去干往往就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五个就是应该经常自省。人生不可能永远是一帆风顺，往往会有暂时的挫折，甚至是痛苦。一个记者也不可能永远佳品迭出，因为精品需要各种条件，所以总是有高潮和低谷，作为记者就应该耐得住寂寞，要不断充电，不断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还要不断反省自我，尤其是在风光得意、激情万丈的时候更应该冷静。有一句话说得好：“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还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还广阔的是人的胸怀”。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在，作为新闻工作者，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之中，就会获得无穷的养分和不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