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限报道”到“全民传播”———Web2.0背景下的突发公共事件传播生态改变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关键时期的到来，中国目前处在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发时期，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都将面临在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方面所带来的严峻考验。

    2006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包括以下四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的改变一次又一次地将人类的传播能力推向新的高峰，传播生态亦在此过程中相应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有关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和报道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传播生态的改变，并折射出传播理念实现了从“有限报道”到“全民传播”的重大转变。

    20世纪80年代之前：有限报道·报喜不报忧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7月29日人民日报的第一篇报道唐山地震的新闻是以《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新华社通稿）为标题的，文中充分报道了广大军民奋不顾身、抗震救灾的感人事迹和“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充分报道了党和政府动员调动全国资源战胜困难的效率和能力，充分报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样轻描淡写的话一笔带过。此次大地震有24万人失去了生命，然而直到三年后的1979年11月，原新华社副总编辑徐学江才借着召开全国地震会商会议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之际，发出了《1976年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这篇稿件，才公布了这一真实死亡人数，这正是全国和全世界等待已久的“迟到的新闻”。

    在徐学江为新华网撰写的自述中提到：希望政府部门和新闻从业的后来者们通过这个典型实例认真总结教训，进一步改进重大自然灾害类事件的新闻发布。“那场灾难到底夺去多少人的生命，毁灭了多少家庭，坍塌了多少房屋，造成了多少财产损失——全国人民和世界上关心这场灾难的人们所希望了解的这一切，由于当时政治和舆论环境的原因，我们的报道没有给予回答。”

    当时，为了贯彻“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并片面理解、推到极端，把唐山大地震这样的灾难性事件的报道，都变成只报喜不报忧，只报灾不报害，以至于连死伤人数都要刻意遮盖，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是有着特殊历史背景的产物。

    中国当时的内忧外患和政治风云是这一时期报道特色的主要历史背景，而当年的传播生态单一化的特点是导致当时传播极其片面的主要因素。当时，中国的传媒业尚不发达，仍是以报纸媒体为主，广播电视媒体正在崛起中，媒体种类、数量都极其有限，更没有市场化运作的媒体。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媒体皆以“宣传”、“喉舌”为媒介首要职责，举国上下都是“一种声音”式的传播。在宣传理念方面，又片面夸大了负面报道的后果，强调突出正面报道，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报道非常局限，于是就有了唐山大地震这样的“迟到的新闻”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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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90年代：渐变·人性化报道

    时代总是在进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突发事件报道的一些禁锢逐渐打破，尺度逐步放宽。

    1998年，我国气候异常，长江等主要江河发生了大洪水。长江洪水仅次于1954年，为20世纪第二位全流域型大洪水；松花江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洪水、闽江洪水均为20世纪最大洪水。全国包括受灾最重的江西、湖南、湖北、黑龙江四省，共有29个省、市、自治区遭受了这场巨大的天灾，受灾人数上亿，近500万所房屋倒塌，2000多万公顷土地被淹，经济损失达1600多亿元。

    在这一事件的新闻报道中，主旋律当然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军民发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新闻报道报灾也报害，报道的视角也更加多元化，除了常见的报道领导慰问灾区、灾民、指导抗灾以外，更多的篇幅用于报道受灾群众的情况，报道救灾官兵的辛劳和无私奉献甚至牺牲， “人”的元素成为了这一时期报道中的新增特点。

    这一时期的传播生态变化显著。晚报、都市报在全国各地风生水起，各地电视台也纷纷设立不同的频道，传播渠道趋于多元化。传播思想方面更是海纳百川，公民的媒介素养不断提高，突发公共性事件的受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传媒的报道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由此带来了一系列转变：从追求真实、公开、公正到关注人性。电视新闻方面，深度报道、新闻杂志、新闻特写等形态增多，平民化的媒体定位和新闻视角的多维度开始展现。

    网络也开始出现在大众的生活中，但是在没有具体定义的Web1.0时代，网络在新闻传播中的特殊优势尚未被发掘出来，网络新闻的公信力和采访权的缺失更是掣肘，网络新闻很大程度上依赖传统媒体的内容提供，在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中，网络传播仍处于边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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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以来（主要是2003年以来）：全民传播·Web2.0时代的传播景象

    这一时期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汶川地震的相关报道。2008年四川汶川地区发生了里氏8.0级的地震，在这次事件中，新闻媒体以消息、通讯、特写、深度报道等传播形态，从灾情、人物、细节，到灾后、救灾、重建等传播内容，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传播渠道，实现了全面的多角度的、立体的报道。不仅如此，新闻媒体的全面报道与网络、手机等新媒体传播渠道充分互动，相辅相成。

    此后，无论是云南旱灾、玉树地震等，都在不断刷新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纪录和理念，无论传播生态还是传播理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一时期中，我国的政府部门和新闻机构都规范了突发事件报道机制， “执政为民”，“公开”，“透明”，“人民享有知情权”，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共同理念。尤其是2003年“非典”期间，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受到免职处分，使我国灾难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2003年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Web2.0时代的到来。Web1.0到Web2.0的转变，是传者与受者地位的根本性颠覆，具体地说，从模式上是单纯的“读”向“写”、“共同建设”发展；由被动地接收互联网信息向主动创造互联网信息迈进。全民参与传播的时代来临了。这一巨变是对中国的传播生态改变的一种呼应，也为中国的传播进程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

    在人类的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和受众之间最初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但随着传播媒介的变化，专业传播者和传播机构的出现带来了传播生态的改变，传播者和受众之间渐渐出现了一条明确的分隔线；接着，随着人类传播媒介的进一步变化（主要是Web2.0的出现），传播生态也再次发生了改变，现在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界限则再次被模糊，每个公民都可以既是传播者又是接收者，都可以轻松实现对信息的传播和评论，甚至只是不发一言的转帖。

    2009年刚刚诞生的微博在2010年的玉树地震中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地震发生后，当地特殊的地理情况，特殊的经济条件决定了地震报道的特殊性，微博，这种融合多种媒介形态传播特点的传播工具，以其超便捷性、交互性、原创性、零碎性、经济性的信息传播特点适应了玉树地震报道的特殊性，在此次地震报道中传播优势凸显，为玉树地震救援、灾民安置、心理抚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与此同时，公众的媒介素养和公民意识也在不断提升。在这一背景下，网络传播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中被充分重视起来，Web2.0实现了社会性网络，使公众有可能对公共领域进行交流和探讨，每一位公众都有可能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发生、发展甚至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实时滚动地发布信息，并发出反馈和快速地传播，表达对公共事件的关注，“公共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一种崭新的“全民参与传播”的传播形态开始展现，网络的互动功能和“共传”优势正在显现。

    当今世界，媒介的多载体化、传播的全球化以及信息的数字化是形成多元化传播生态环境的三大元素。传播生态系统中有各种要素，特别重要的就是受众与媒体的互动。基于Web2.0的背景，尽管传统大众媒体仍有其特殊的权力，但受众通过Web2.0可以创造性地运用新媒体和信息，加入传播生态链条，打破原有的传播生态失衡僵局，从而重建传播生态的多元化。从进化的角度看，多元主义的传播生态有利于大众传播种群的长期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