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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乐:中国媒体的视力、实力与压力     

刘长乐:中国媒体的视力、实力与压力

2008年2月出刊的《传媒》杂志,刊登了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在“首届中国传媒领军人物年会暨第三届中国传媒创新年会”上的发言。结合做记者、办媒体20多年的经历,刘长乐认为,中国媒体当前需要三种力量:视力、实力与压力: --视力,就是看得远,看得深,看得透,看得细。 首先,媒体应成为思想解放和观念变革的先导。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媒体一直担任着瞭望者和领航者的重要角色,表现可圈可点,但是必须看到,30年来诸多理论与观念上的障碍还在迟滞着中国的脚步。中国媒体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抓住历史赋予的难得机遇,改变那些简单、片面、似是而非的观念,梳理那些对中国社会变迁具有根本性的重要问题。比如,从只重制度模式到更重价值取向,从不同社会制度的绝对对立到包容制度的多样化,从动辄就问姓“社”姓“资”转变为“发展才是硬道理”;从狭隘的“公”、“私”二分法转变为多维视角,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懂得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其次,通过媒体的力量,促进社会平等地保障民众的自由与权利。这是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关键环节。凤凰卫视有一个新闻理念叫做“以善意揭示真相”,换句话说,我们还原真相的规则,是善意、稳妥、中立、建设性。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社会能见度》、《文涛拍案》等节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所谓的“灰色地带”变成“透明地带”,给每个生命以应有的尊严。通过维护社会正义、社会道德,促进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展示中国以人为本的国际形象。这些节目得到了中国政府和民众两方面的认可。 第三,永恒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世界金融巨子老摩根说过一句让人难忘的话:“财富应该掌握在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手中!”作为媒体人,我们应该说:“媒体应该掌握在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手中!” 责任感和使命感能使我们透过红尘之中那些令人迷乱的种种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就不会以“裸体加尸体”等哗众取宠的短视行为办媒体。无论我们的愿望是提高中国的文化竞争力,是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还是强化国家的软实力,都需要我们首先具备让世界尊重的品德、诚信和行业规则,这就是对良知的追求与传播。 第四,具有世界眼光。从以前的了解世界变为熟知世界,从局外人到入行、入流,中国媒体应该敢于叫板世界一流媒体,并瞄准它们设立自己的考核指标。与西方媒体相比,中国媒体的实力和声音相对弱小,但如果拥有强烈的进取心,照样能在重大新闻事件中有上佳表现。凤凰卫视在“9·11”事件、伊拉克战争、莫斯科别斯兰人质事件、西班牙列车、伦敦地铁遇袭案和印度洋海啸等事件中,均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回独家新闻。这种文化自信,使我们有了把握未来文化走向的信心。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更清楚自己“到哪里去”。 --实力,就是媒体的知名品牌、强大的影响力和很强的盈利能力。 现在中国有些报刊的宣传词里,称自己的发行量是世界前茅。这个话也对,也不对。说对,是因为它说出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数字;说不对,是因为它远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2007年,美国时代华纳集团营业收入447亿美元,约等于人民币3200多亿,这一数字与2004年中国文化产业3440亿人民币的总收入相差无几。时代华纳旗下有130种期刊,其中《时代周刊》年收入9.21亿美元,《人物周刊》年收入7亿美元。而这是中国媒体目前远远不能达到的。  知名度与影响力。虽然我们曾经为自己的“造星术”和收视率沾沾自喜,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媒体目前还没有真正拥有世界知名的品牌,中国媒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真实的故事是,2001年凤凰卫视与央视合作进行“两极之旅”时,在南美的一些国家,许多人甚至不知道中国的存在。打造媒体知名品牌,首先要尊重和遵循世界通用的规则,用国际共通性的文化标准来进行传播,才能够和世界比较顺畅地对话和交流;其次,要满足中国人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增长的对文化传播信息的需求,要保障老百姓信息安全和丰富文化的要求。如果我们想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的话,我们首先需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媒介。 盈利能力。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主要载体,既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产业,体现为强大的生产力。据有关资料显示,当今美国400家实力最强的公司中,有1/4是文化企业,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在20000亿美元以上,占到整个GDP的2l%(很多书籍和网上的资料称,美国的文化产业占GDP总量的20%以上,按此计算,应该是20000亿以上,而不是所谓的2000亿。2005年美国GDP为110,486亿美元)。美国拥有全世界75%的广播和有线电视的收入,85%的收费电视收入,55%的电影票房收人:55%的家庭录像销售额,全球一半以上的唱片收入以及 35%的图书销售收入。 前不久,台北城市负责人座谈会邀请我去谈一谈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路。他们认为,优秀的文化不应该用来赚钱,也不可能赚钱。事实上,台湾文化中真正具有世界知名度的是流行音乐,它的成功经验靠的是两根梁柱,一个是美学创意,另一个是经管技术,二者缺一不可。台湾流行音乐人的活力与强势,恰恰是让市场养活自己。这才是最珍贵的优势。我的观点是,既然是“产业”,就一定要挣钱,要有经济效益。否则,我们的媒体永远不会有竞争的雄心与实力。 --压力,有两层意思,一是创新,二是用功。 每一个以创造为职业的人,以创造为根本的媒体,都不得不承认,由于各种各样的限制或制约,我们经常会重复自己,会为灵感的匮乏而苦恼。媒体文字、图片、影像同质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比如“凤凰”推出了一个“老杨读报”的节目,结果全中国的电视台都开始读报,甚至连衣服式样都模仿。 创新的动力与能力来源于自由地思想。邓小平先生说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知识有时候会造成一种障碍,要挣脱脑子里固有的观念,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突破禁区,展示个性。我想,鼓励自由、活泼、宽松的思想,不轻易做出对或错的结论,提供新的空气与空间,容忍失败与失误,提高创意人员的地位与待遇,是创新的必备要素。 好比鸭子划水,别人看着很轻松,其实有很多细节要处理。不用心的话,自己家里的事都会搞错。用功,是一种知识和思想的积累,是一种专心向深处探求的努力,是一种把想法、志向、目标一点一点付诸实践的执着。正如老子所说,大巧若拙。特别要克服逃避压力,投机取巧的浮燥心态,从平淡处做起,在细微处着眼,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媒体成为多极世界中强有力的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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