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3年6月18日。湖南长沙醴陵县的一片稻田地里，全国杂交水稻试验现场会正在这里召开。金色的稻浪中，“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手捻着颗粒饱满的稻子兴奋地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肥呀！”在场的几十位专家也是赞不绝口。
　　袁隆平所说的肥，就是中国复合肥行业唯一标志性品牌、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免检产品、绿色无公害产品的西洋复合肥。
　　年产135万吨复合肥的西洋集团，经历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的复合肥大王。
　　上世纪70年代，22岁的周福仁当上了海城英落镇小山村的生产队长，头脑活络的他为增加大伙儿的收入用村里仅有的两辆马车搞运输。每天清晨，两辆马车迎着朝阳沿着坑洼不平的村路赶到英落滑石矿，装满矿石后再运到鞍山……西洋靠着两挂马车起了家。
　　后来，西洋开始生产耐火材料，走上艰难的创业之路。到1996年，西洋集团年销售收入10亿元。作为董事长的周福仁虽然富了，但他并不想就此偃旗息鼓。当时，农田一般用碳酸氢氨化肥，这种化肥的效果并不理想。农民种地离不开好肥料，好肥料就是希望。农民出身的周福仁敏锐地把目光瞄准了复合肥。
　　1997年11月，周福仁得知锦州硫酸厂停产10个月、正濒临倒闭，顿时眼前一亮。于是，他两赴黑山考察，盘算着租赁该企业用于发展复合肥生产。尽管当时几乎一片反对声，但他没有动摇，他要带领西洋再次创业。进驻该厂的第一天，天气异常寒冷。厂里的锅炉停了，无法取暖，晚上冻得睡不着觉。他走出厂办公楼，站在雪地里，借着皎洁的月光，看着萧条的厂区，不由得握紧了拳头……一个多月后，锦州特肥厂（原锦州硫酸厂）慢慢“复活”了。
　　然而，技术的落后成了企业发展的绊脚石。焦急中，周福仁想到一个人——硫基复合肥的创始人之一胡兆平。当时，胡兆平在一家国有大企业任副总工程师，为了请胡兆平到西洋工作，周福仁三顾茅庐，最终以诚意打动了对方。1998年，枫叶正红的时候，胡兆平执掌起西洋肥业技术的帅印。他的到来，使西洋的复合肥生产局面为之一新——
　　1998年，西洋复合肥产量4万多吨；1999年一跃达到20万吨；2000年，又提高到30万吨；2001年至今一直保持35万吨的年产量。
　　在周福仁的办公室有幅字：东北立基业，西南展宏图。
　　西洋复合肥经过几年的运转，产量翻着跟头往上升时，周福仁算了一笔账：全国18亿亩耕地，按一年一亩地用肥20公斤计算，一年全国土地底肥的需求量就是3600万吨，这是一个巨大的稳定的市场，前景十分可观。而锦州特肥厂的产量已趋于饱和，要将企业做大做强，必独辟蹊径。
　　生产硫基复合肥，高品质的磷矿不可或缺。由于西洋肥业亟需扩大生产，周福仁对富含磷矿石的地方逐一考察，足迹遍及贵州、云南等地，最终把目光锁定贵州息峰山坳里的一个军工企业。
　　2000年4月，西洋投资9亿元建设的贵州肥厂，成为贵州省民营企业投资最大的项目。好风凭借力，有了贵州肥厂，西洋复合肥年产量一下子窜到100多万吨，在全国上万家肥厂中脱颖而出，销售额占到全国的16%，成为行业的“黑马”。
　　围绕西洋复合肥，有两个人的名字不能不提：著名笑星赵本山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酒好也怕巷子深。西洋复合肥虽然销路一直看好，可周福仁要让西洋的品牌走得更远。2001年，为了加大西洋复合肥的影响力，周福仁想到了请赵本山做形象代言人。到西洋集团进行了一番考察后，赵本山欣然签约。
　　颠簸的马车上，赵本山倚在一袋袋摞起来的西洋复合肥上，笑逐颜开地说：“西洋复合肥，种啥啥丰收！”随着这则广告在全国的播放，西洋复合肥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引发巨大品牌效应，销售网络很快覆盖了全国除西藏以外的1700多个县。
　　2003年2月，西洋集团叩开了长沙市郊的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大门，周福仁与袁隆平的合作也由此展开。西洋斥资300万元设立了杂交水稻专用肥研究部与开发部，袁隆平亲任技术顾问。几个月后，当水稻成熟的时候，袁隆平到现场仔细查看，看到长势喜人的片片稻田，由衷地发出赞叹，并欣然提笔写下：“大力发展西洋肥业，促进粮食高产优质”。此后，湖南、湖北、江苏等省的稻田都用上了西洋复合肥。
　　提及西洋复合肥，周福仁自信地说，铁岭曾做过一次统计，用了我们的肥，一亩地增产20%，约150公斤。如果1吨肥上50亩地，西洋的135吨肥就让地多产100万公斤粮食。
　　由于国产化肥以单一元素和低浓度肥料为主，致使国内复合肥企业均未形成全国性的品牌。而西洋集团进入复合肥领域后，实现了两大目标：成为中国最大的硫基复合肥生产基地和中国复合肥第一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