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卫视的演播现场，刚刚看完香港歌手邓紫棋的彩排，《我是歌手》制作人洪涛马上赶到办公室，与《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下称《21CBR》)记者聊起自己十多年的电视经历。
　　
　　这位身高1.8米、清瘦、平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中年男子，在外观衣着上并没有展现出什么“艺术气息”，反而与机房里调试机器的工科男在气质上比较接近。
　　
　　聊起自己在电视圈内摸爬滚打十余载的经历，这位湖南卫视的金牌电视制作人坦言，在跟风气息浓厚的国内综艺节目竞争环境下，《我是歌手》在第一季获得的成功将成为竞争对手模仿的对象，第二季的竞争压力要远超第一季。
　　
　　“中国的观众是最挑剔的，作为制作人必须时刻关注他们的需求，不断敦促自己吸收新的知识。”洪涛认为秉承平台化操作模式的他，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更要时刻关注观众的诉求，吸引更为适合观众诉求的歌手来加盟以提升竞争力。
　　
　　“做电视，已经没有当年那么简单了。”洪涛感叹。
　　
　　圆别人的梦
　　
　　作为国内一流的娱乐节目制作人，洪涛并非科班出身，而是纯粹的理工男，在大学毕业后的七八年间，他一直在工厂做技术工人。凭着对音乐的执著和热爱，他在当年湖南电台的DJ招聘中脱颖而出。
　　
　　
　　
　　正是这份电台DJ的经历，成为洪涛叩开电视大门的“敲门砖”。在1998年，相比湖南卫视当时风光无限的节目《快乐大本营》和《玫瑰之约》，洪涛带队制作的《音乐不断歌友会》，起初并不起眼。
　　
　　相比目前的电视竞争格局，上世纪90年代还算得上“条件宽松”，但作为一档新晋节目，如何在《快乐大本营》和《玫瑰之约》这些明星节目的光芒下体现自身价值，是摆在洪涛面前的一道难题。
　　
　　这是洪涛职业生涯第一部亲自操刀的电视作品。“这个作品，我必须做好，一直在琢磨怎么把节目做得别出心裁。”洪涛回忆道。
　　
　　洪涛改变了其他歌友会节目出酬金邀请一线大牌明星参与的模式，转而采取依托湖南卫视的大平台传播优势，转向为一些新生代明星打造传播渠道的模式。在他看来，模式的转变一来可以保证节目的可持续发展，因为一旦开启了付费模式，极易让费用进入“通货膨胀”的状态。二来可以让节目嫁接上湖南卫视的关注度红利，让这种“培养明星”的路数发挥最大功效。
　　
　　这样一来，就要求洪涛和他的制作团队擦亮双眼，在众多小有名气的明星中找到未来的天皇巨星。“我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看到一些明星的未来闪光点。”洪涛表示，此前的电台DJ经历帮了自己不少忙，对于观众会喜欢哪种类型的歌手和音乐，拿捏得恰到好处。
　　
　　
　　《音乐不断歌友会》节目现场
　　
　　将时间拨回2002年，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周杰伦登上《音乐不断歌友会》的舞台，这个节目让更多的内地观众熟悉这个戴着鸭舌帽、唱歌咬字不清的台湾年轻人。节目播出之后，周杰伦在内地的知名度有了显著的提高。“那时候没有微博，如果有，估计播出之后，粉丝会涨一些。”一位湖南卫视的老员工表示。
　　
　　“当时周杰伦具备很好的实力，在台湾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加上我们这个平台在当时已经有了一些知名度，双方属于一拍即合。”回忆起与周杰伦的这次合作，洪涛津津乐道提起当年的流金岁月。
　　
　　在《音乐不断歌友会》初露锋芒后，洪涛开始操刀湖南卫视的王牌节目，《超级女声》、《快乐男声》、《湖南卫视春晚》、《百变大咖秀》等节目均有他的身影。“电视传播是一个平台，我们要帮助那些明星、歌手在这个平台上找到自身价值，帮助他们圆梦。”洪涛一直坚持着电视节目的平台化、渠道化的操作理念。
　　
　　“忽悠”的功力
　　
　　2012年底，在外人看来已经“功成名就”的洪涛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担纲多年的金字招牌“跨年演唱会”，推出一档全新的音乐节目《我是歌手》，这个节目从筹备到最终推出，历经一年之久。
　　
　　对于洪涛而言，节目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邀请那些顶级实力的歌手，这意味着，洪涛又要重复在《音乐不断歌友会》的那段时光——擦亮双眼，在茫茫人海中选择适合节目的明星。
　　
　　《我是歌手》是韩国MBC电视台在2011年推出的“顶级歌手竞赛真人秀”节目。因为中韩娱乐环境、演出市场、艺人生态极大不同，这档从韩国引进的节目在落地中国时，其目标歌手几乎都是华语歌坛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明星，他们不缺舞台、不愁市场，尽管这个节目会带来曝光率、话题的关注，但同时也必须直面排名、淘汰带来的事业风险。
　　
　　“当时一听说要PK，很多人都拒绝加盟，怕影响到日后的发展。”洪涛坦言，不少明星对于上台PK，十分敏感。
　　
　　
　　
　　不过，洪涛团队的“忽悠”功力名不虚传。
　　
　　在第一季邀请齐秦加盟时，洪涛动用各种人脉关系，终于在流行音乐主持人、“超女评委”张漫的引荐下，得以绕过齐秦的经纪公司直接找到齐秦。即便是见到了齐秦本人，洪涛也经过了几个回合的拉锯战，“苦口婆心”地讲述节目的价值，几经周折后终于打动齐秦。
　　
　　令洪涛感到欣慰的是，邀请的明星都在《我是歌手》的平台上找到自身的价值，自己“平台化”的理念在当下依旧灵验。即便没有拿到最后的冠军，明星们的曝光率、话题都因此得到提升，各种商业活动接踵而至。
　　
　　“第一季给第二季开了一个好头，此后邀约的压力就小了很多。”洪涛说。
　　
　　由于此前节目带来的口碑，明星们也看到了其中的商业回报与社会回报，洪涛有了更大空间进行选材，并加大投入力度：每一期节目多达40多个机位、共计百人的制作团队、香港资深音乐人梁翘柏领衔的亚洲一流音乐团队，这些硬件指标让其他娱乐节目为之汗颜。
　　
　　在今年第二季节目中大放异彩的邓紫棋和茜拉，在加盟节目的过程中并未受到太多阻力。去年4月，邓紫棋的经纪团队便与洪涛频频接触，在见证过邓紫棋在音乐方面的实力后，双方一拍即合。这样，邓紫棋完成了一个香港歌手嫁接内地市场变现的案例，登上各大娱乐媒体的头条，微博粉丝更陡增至373多万，出场费也从每场10万元暴增至40万元，包括广告代言在内的商业活动，以及在内地举行21站的巡回个唱，保守估计吸金逾2000万元。
　　
　　
　　
　　“我一直在寻找进入内地的机会，洪涛老师的团队，给了我这样的机会。”邓紫棋向《21CBR》记者表示，《我是歌手》所带来的商业价值，是在香港任何一档娱乐节目无法企及的。
　　
　　“十多年前，我找周杰伦来合作;现在，我找到了邓紫棋他们，工作主线还是没有变。”洪涛表示这种助人圆梦的平台化理念，其核心没有发生太多变化。
　　
　　多屏互动的真人秀
　　
　　为了适应中国市场，洪涛必须对引进版权模式的《我是歌手》进行本地化改良，但遗憾的是，《我是歌手》版权方韩国MBC电视台是第一次向国外输出版权，制作原版《我是歌手》的团队全身心扑在前线，没有精力做模式的深度开发，版权销售只是“附属收益”，没有为洪涛团队提供一个完整的节目制作手册。
　　
　　以《中国好声音》为例，这种引进国外节目的模式，实际上最为核心的资产是节目制作手册，包括节目宗旨、生产流程、具体环节、时间安排、人员配置及至舞美、灯光、观众选择，版权方也会派专人亲自指导，回答制作团队的各种问题。
　　
　　无奈之下，洪涛只好带着团队跑到韩国学习，而韩国版权方提供的仅有短期的“现场探班”机会。洪涛团队两次前往韩国，深入每一个岗位，盯着看韩国人怎么操作，回来再研究消化。
　　
　　不过，《我是歌手》赶上了国内移动互联网的浪潮。在网络时代，电视节目要想生存甚至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必须将观众变成用户，加强互动性，通过持续性、规模化的用户互动，实现大数据运营是必由之路。
　　
　　“移动互联网对于电视制作来说，没有规律可循，必须自己摸索。”洪涛说。
　　
　　在洪涛看来，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进步使大数据运营存在可行性，《我是歌手》的模式已走出了多屏互动的第一步，通过移动社交应用“呼啦”搭建了一条通道，连接家庭共享的电视大屏和个人私享的手机小屏，实时就电视节目内容进行互动。
　　
　　
　　
　　在《我是歌手》第一季播出的三个月时间里，腾讯及新浪微博上对节目的讨论话题总量近亿条，搜索排行榜上也长期占据首位。在决赛直播当晚，湖南卫视不但采取电视、互联网和移动端同步直播，还联手万达院线在全国12个影院进行总决赛的直播，形成电视屏幕、影院屏幕和手机屏幕的三屏联动。
　　
　　与此同时，由于QQ空间与《我是歌手》的受众群体相似度极高，因此腾讯在运营QQ空间APP的时候，通过话题引导等方式来给《我是歌手》造势，将自身用户转变为节目的观众。由于QQ空间月活跃账户已达6.03亿，庞大的用户基数对于提升《我是歌手》的收视率起到了增量的作用。而《我是歌手》则通过主持人播报或是电视屏幕显示等方式与QQ空间形成互动。
　　
　　“与之前超女、快男的时代只能用短信投票等方式来进行互动，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也能深切感受到一些观众的诉求。”洪涛说，这些在移动互联网上的尝试，将在《我是歌手》的第二季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