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试图剖析2008年以来广东的“网络问政”现象。在批判地呈现了“公共领域”范式影响下的中国现有互联网政治沟通研究之后，作者指出，应该从历史视野来看待当代中国政府与公民的互联网政治沟通现象；广东“网络问政”延续了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与公民之间成功的政治沟通“上下平衡”的特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纵向民主”在互联网政治沟通上的生动体现。

　　关键词：政治沟通 互联网 网络问政 广东

　　2008年至今，一场“网络问政”风暴席卷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纷纷上网与公民对话，利用互联网倾听最真实、最迅捷的民意表达。在这场风暴中，广东地方政府的表现令人注目，从2008年4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与网友的珠岛宾馆座谈到2010年7月汪洋现场听取网民代表意见并在线回答网民问题，广东“网络问政”的深度和持续度在全国名列前茅。如何理解“网络问政”这一当代中国新兴的政治沟通现象，在批判地呈现了前人阐释互联网政治沟通现象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作出自己的解读。

　　“公共领域”的中国场景：西方范式影响下中国互联网政治沟通的理论镜像

　　自互联网于20世纪90年代成为人类的重要沟通工具之一以来，互联网与政治沟通的关联就成了西方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热门话题。许多西方学者讨论互联网政治沟通的范式承袭了检讨“新”媒体与“公共领域”之间关联的传统。自哈贝马斯（Habermas）描绘了一幅介于公共权威与私人领域之间、能催生理性讨论以求得社会共识的“公共领域”的美好蓝图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关于新媒体的政治内涵的讨论便被嵌入到“公共领域”的背景之中，“对公共领域的讨论依着报纸、广播、电视到网际网路等各类沟通器械……每当一个媒体因‘使用不当’失去公共涵意时，新的媒体便被赋予担任公共领域的重大责任”①。一部分学者期待沟通更便捷、参与成本更低、互动性更强的互联网能促进政治沟通主体的多元化，为实现真正的“公共领域”创造可能，“互联网既是一种传播方式，也是一种彻底改变民主进程的工具。这种媒体的互动性鼓励更多的公民参与公众舆论表达、政府治理和决策”②。更多的学者则趋于理性，认为互联网上的政治沟通整体上趋向于碎片化、无焦点和零散化，对“公共领域”的作用有限，至多只是促成了囿于小圈子讨论的“迷你公共领域”（Mini-public Sphere）而已③。

　　在西方范式影响下，许多剖析当代中国互联网政治沟通现象的文献也将“公共领域”作为主要理论资源④；它们大都聚焦互联网对中国公民相对独立于政府的自发意见表达的推动作用，而对中国政府与公民之间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政治沟通则甚少讨论或评价不高。关于互联网上的民意表达，有学者将中国的网络论坛视为“凭借新的在线对话媒介沟通的零乱的公共空间”⑤，还有学者用公共领域理论剖析中国报纸网站BBS上的讨论，认为“中国网络空间里的政治公共领域尚在发育，讨论质量已臻一定水平，但若用对话复杂性及异见呈现度衡量则远未成熟”⑥。至于互联网“公共领域”与中国政治转型的关联，人们的看法见仁见智。郑永年等对作为“公共领域”的互联网之于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意义评价甚高，“通过由赛伯（cyber）公共领域促进的社会互动和身份政治，互联网促进了集体行动”⑦，麦康勉（McCormick）等则从反面指出政治转型是中国互联网公共领域变迁的前提，“关键问题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变迁。接踵而来的新媒体技术欢迎一个集中性和政治性较弱、商业性更强的体制结构”⑧。哈特福德（Hartford）的论文是笔者视野里为数不多的论及当代中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联网政治沟通的文献，对网上市长信箱等沟通形式持保留态度，“它们对改善官僚-行政运作更有效，而非促进迈向公民社会的参与式民主”⑨。

　　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政治沟通实践：历史视野下的广东“网络问政”

　　当代广东的“网络问政”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网络问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广东“网络问政”主要平台奥一网编辑蓝云回忆，广东“网络问政”的第一推动力源自2007年底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出的解放思想号召；该网站旋即推出了题为“捎给汪洋书记的话”专题，得到热烈响应，日发帖量在500条以上⑩。在问政议程设置上，奥一网围绕国务院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从2010年5月起先后举办了五场线上和线下同时开讲的群众论坛，涉及交通、文化、教育、住房保障等市民关心的重大话题。为将“网络问政”制度化，广东省委办公厅已召开了四次网民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设定了相关职能部门反馈时限、定期公布处理结果等措施，主要涉及国土资源与环境保护、医疗保障、综合治理、群众生产生活困难等问题。

　　另一方面，网民的政治沟通热情在“网络问政”中被充分激发。奥一网上设置了给广东省市各级干部留言的板块，到2010年9月15日，网友给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留言已达74580条，给广东省长黄华华的留言也在万条以上。2008年2月，十名在广东“网络问政”活动中见解独到的网民精英关于广东发展的长篇帖子被汇编成“岭南十拍”并结集出版，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在2008年4月17日与汪洋和黄华华亲自对话的机会。

　　若我们沿用上述西方讨论互联网政治沟通的惯常范式，在“公共领域”视野里看待当代广东“网络问政”实践，很可能会得出一边倒的批判性结论。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憧憬的是一个由私人组成的相对独立于政府与商业利益的讨论空间，政府对政治沟通的影响自然不被看好，“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控制”。地方政府对互联网政治沟通的深度介入和组织，显然不符合“公共领域”的要求。

　　丁学良曾呼吁国人考虑西方社会科学范式的成长背景，“西方社会科学无论从起源看还是从迄今的问题形成体系看，均是根植于和反思于西方社会变迁的认知体系。即使是它的那些最抽象的分析概念构架，也无法把其中历史的、经验的内容全然‘蒸馏’去尽”。这促使我们反思用“公共领域”理论探讨当代中国互联网政治沟通的适用性。我们认为，“公共领域”理论的生长离不开自社会契约论以及大多数西方国家个人权利至上的思想土壤，借以比照全球化时代西方权利观影响下中国公民在互联网上相对独立于政府的自发意见表达（如强国论坛上的网民讨论）大致不错，可若要以之观照自1978年以后“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的社会主义中国里发生的互联网政治沟通的全貌，只怕是管中窥豹、解释力有限。

　　既然“公共领域”的视角较为片面，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当代广东的“网络问政”呢？周永明在当代中国的互联网引进与清末中国的电报架设之间建立的勾连提醒我们，研究的历史化是我们透视当下现实的捷径之一。联系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与公民的政治沟通中对媒体的应用，我们认为，广东的“网络问政”延续了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与公民之间成功的政治沟通“上下平衡”的特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纵向民主”在互联网政治沟通上的生动体现。当代广东“网络问政”是互联网时代广东地方官员主动契合公民表达诉求的开明之举，既充分展示了地方政府的社会动员力，挖掘出以“岭南十拍”为代表的关于实施《珠三角规划纲要》的民间智慧；又通过设置话题、举办网民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等方式，让公民的表达诉求既得到充分回应，又被界定在不危及社会稳定的空间之内。

　　结语：如何理解中国互联网政治沟通中的政府角色

　　知识分子的责任是记录历史，对于这场“网络问政”，还有太多将要发生的细节值得我们期待和剖析，但其基本走向是可以被确定的：这是一场地方政府与公民合力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政治沟通试验。广东“网络问政”中已发生的故事再次说明，互联网提供的只是一种变革社会政治生态的潜力而已，“在决定技术如何被使用的过程中，政府或个人的政治需要常常起了关键作用”。

　　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寻找超越“公共领域”视角的可能性，理性地剖析当代中国互联网政治沟通中的政府角色了。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全面向西方靠拢的背景之下，用源自西方的理论范式剖析中国问题已成流行趋势。“公共领域”范式下对当代中国互联网政治沟通的观照，提问的重点是互联网是否能带来一个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公民自由表达意见甚至组织社会运动的园地，其中体现的是西方学术界构建的问题意识，而广东“网络问政”中体现出来的政府与公民在政治沟通中的积极互动相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性则被消解。

　　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管理社会的传统单位模式已随人员流动性的增加而逐渐式微，脱离单位的“体制外”公民越来越多，政府成了人们利益诉求的主要指向者，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针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即为例证。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各级政府能否突破信访、内参等传统政治沟通手段的现实障碍，在“网络问政”中迅速回应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的同时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这是我们眼中当前中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联网政治沟通最迫切的目标。我们认为，与其追求一个在中国历史和现状中都不存在的想象中的“公共领域”，倒不如寄希望于现实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政治沟通的切实推动。中国各级政府有可能将互联网上被碎片化、极端化的政治表达组织起来，聚焦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广东“网络问政”中已经发生的故事就证明了这一点。［本文为2010年度广州市社科规划课题《广州市政府与公民网际政治沟通策略研究》（10Q23）的阶段性成果］（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讲师，新闻学博士）

　　注 释：

　　①刘慧雯：《因特网公共领域角色的反思：以东海劈腿事件与鸿海打压新闻自由事件为例》，《新闻学研究》，2008（97）。

　　②Savigny，H.，“Public Opinion，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ternet”，Politics，2002，Vol.22，No.1，p3.

　　③Papacharissi，Z.，“Democracy Online：Civility，Politeness and the Democratic Potential of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 Groups”，New Media and Society，2004，Vol.6，NO.2，p280.

　　④也有国内讨论互联网政治沟通的文献抛开了“公共领域”理论，而从“把关人”、“议程设置”、“知沟”等理论入手剖析它们的内涵在互联网政治沟通中的新变化。参见淦家辉，《中国网络政治沟通研究》，中央党校2006级博士学位论文。

　　⑤Wu，M.，“Measuring Political Debate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Forum”，Javnost，Vol.15，No.2，2008，p93.

　　⑥Zhou X.，Chan Y.，Peng Z.，“Deliberativeness of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Guangzhou Daily website”， Journalism Studies，Vol. 9，No. 5，2008，p759.

　　⑦Zheng Y.，Wu G.，“Information Technology， Public Space，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Ca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8 No.5，2005，p522.

　　⑧Mc Cormick，B.L.，Liu Q.，“Globa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Media： Technologies，Content，Commerce and the Prospects for the public sphere”，in Lee C. C.，ed.，Chinese Media，Global Contexts，Routledge，2003，p145.

　　⑨Hartford，K.，“Dear Mayor：Online Communications with Local Governments in Hangzhou and Nanjing”，in China Information，vol.19，2005，p217.

　　⑩http：//wen.oeeee.com/a/20080505/576910.html，2010年9月5日登录。

　　⑩http：//wen.oeeee.com/a/20080505/576910.html，2010年9月5日登录。

　　1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12訛丁学良：《华人社会里的西方社会科学》，《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7（10）。

　　13Mc Gregor，R.，The Party：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New York： Harper Collins，2010，p30.

　　14○16参见Zhou Y.，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the Internet，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5Naisbitt，J.，Naisbitt，D.，《中国大趋势》，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