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一季《我就是演员》已于近日回归，去年的爆款《演员的诞生》在前，《我就是演员》总导演吴彤压力不可谓不小。
已过而立之年的吴彤，如今已然成为浙江卫视在综艺内容生产上的中流砥柱之一。从去年开始，除了原有的节目制片人头衔，他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
吴彤的升职除了自身能力使然，也是各大电视台改革的一环片段。为实现管理运营的可持续发展，为内容赋能，一线省级卫视纷纷推进媒体管理机制的改革，从媒体的采访、编排、传播和管理等各个方面做出调整。大量优秀的年轻导演、制片得到重用就是其中的表征之一。
扩充培养新鲜力量，人才储备添砖加瓦
不止吴彤，去年4月，浙江广电做了大规模人事调整。《梦想的声音》总导演蒋敏昊、“跑男”第一季导演陆浩分别升任战略发展中心主任、副主任;浙江卫视后期中心负责人孙竞、《奔跑吧》总导演姚译添任节目中心主任助理。
浙江卫视在人才的培养方面颇费心思，其他平台都约莫如此。在视频网站的挤压冲击下，人才分流加剧的形势下，各大平台不约而同地把扩充新鲜力量作为着力点，给年轻人创造舞台，蓄力改革。
比如，湖南卫视推出“30未满”制作人计划，即纳贤一批未满30岁的制作人。用湖南卫视总监丁诚的话来说：“只有这些年轻人，才能在湖南卫视一点就燃，因为他们是湖南卫视最了解年轻受众、最接地气的一批制作人。”
为了让年轻人更快成长，更有归属感，江苏卫视把年轻编导和在成熟编导进行混编，以老带新，以一带三。
能留住人的不光是薪酬，更是实现价值的渠道和方式，江苏卫视副总监、节目中心主任王希认为，“给一个编导发2万块钱的薪酬，不如让他自己参与或者制作一档在全国有影响力的节目来得重要。”
管理、运营制度创新，探寻可持续发展之道
目前，各大卫视陆续开始探索独立制片人中心制管理模式。
在这一方面，湖南卫视的改革仍然走在前沿，2001就采用并实现了独立制作人中心制度。采用团队作战的形式，产生了多支如洪涛团队等高实力的队伍，并且开设了节目制作中心。
在制度创新方面，紧随其后的是深圳卫视和浙江卫视。前者在湖南卫视的基础上，赋予了独立制片人相对独立的人事权、岗位权、薪酬权等，后者则在台内部实行了制播分离的管理模式。
2014年3月，全新成立的东方卫视中心首次推出“独立制作人”制度。独立制作人一年一聘，其选拔需要经过严格的考核。首先要看其是否有代表作品;其次看其是否有带团队的经验;第三还要看他们在节目制作上的业绩——不仅创造过较好的节目收视率，还要给平台带来收益和影响。
近期，江苏卫视的改革方案也引起了业内关注。2018年初，江苏卫视进行了组织架构上的改革，成立了节目中心，并把所有团队里面的编导和制片人进行了剥离。完成项目之后，其制片人的任期也就随之结束了。没有项目期间，会根据每个制片人原有的业务通道，给他们享受相应的待遇。
在这样的改革之下，原来由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来只做一个节目这样的模式被打破，编导和制片人之间得以灵活的双向选择，对提升节目的品质也有着重要影响。
湖南卫视的独立制作人中心制度在在不断创新和发展。同样在2018年初，湖南卫视“年末的群Party”上，公布要大力试行一线团队工作室制度，并年初选出了7个团队试行工作室制。
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各个平台为了留住一流人才，不仅在工作环境上更加市场化，还要给他们更大的名声、更丰厚的项目奖励、更大的权利和权限。
制作人厂牌效应发力，节目、平台凸显个人特色
如今，节目制作人地位凸显的同时，制作人的作品也愈来愈凸显个人风格，节目品牌与制作人紧紧挂钩，与卫视方的捆绑持续加强。
制作人和节目已经是品牌化的表达。
比如，提起洪涛老师，想必就是制作音乐综艺的翘楚，关正文是《见字如面》《汉字风云会》等一系列文化综艺的操盘手。
制作人和节目风格挂钩的同时，其实也是个人风格、意识形态的体现，甚至制作人的个人兴趣会催生节目的灵感。
陈晓卿嗜美食如命，对美食研究颇深，著有美食散文随笔《至味在人间》，最终给观众带来了挑动味蕾和情感的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制作人和卫视的厂牌效应也愈发明显。
比如江苏卫视主打情感栏目，《非诚勿扰》《最强大脑》《四大名助》等，都是由王刚团队操刀。而这支团队最为擅长的就是素人为主的节目，而且多以情感类节目居多，这也跟江苏卫视整个平台主打的“情感牌”定位相契合。
在独立制作人眼里，改革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制作团队更多地强调对产品、观众和自己负责，运作更加灵活，主导性越来越强。
而对市场、资本运作的逐渐熟悉，也使得他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在这样的制度下，金牌制作人容易培养出来，各个卫视也容易出王牌节目。
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冷凇曾评价，过去重视的电视节目制作的闭环是前期、转播和后期，其实现在电视节目已经形成了另外一个闭环，叫顶层设计、研发策划、评价宣推。重视这个闭环，通过深耕式创新，综艺节目能够开辟一片新的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