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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    

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

 
  人物名片
 
  程永新,笔名里程,1983年复旦大学毕业分配至《收获》杂志社任编辑、副主编,中国当代著名编辑家和作家,责编小说《妻妾成群》、《活着》、《顽主》、《高老庄》、《务虚笔记》等,著有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中短篇小说集《到处都在下雪》、散文集《八三年出发》、中国第一部“个人文学史”《一个人的文学史》,主编《中国新潮小说选》,被中国的许多作家称为“先锋中的先锋”、“作家中的作家”、“编辑中的编辑”。
  1979年,程永新从上海海丰农场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分配至《收获》杂志社,从一名普通编辑做到副主编。在长达25年的文学编辑生涯里,程永新是王朔、苏童、格非、余华等作家的编辑。作家马原说“程永新是少数真正懂小说的人之一”,作家李洱说“没有程永新,1985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就会是另外一副模样”,作家余华说“程永新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他对小说的真正理解,他对小说形式的敏感是发自内心的,同时对小说的每一个细部和它们之间的衔接也是心领神会”……
  2008年12月1日下午,应厦门卫视《两岸开讲》栏目邀请,程永新来到厦门,录制“主编开讲系列”第一讲。节目录制后,在美丽的厦大校园,程永新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谈论起《收获》杂志,谈论起中国的作家和小说,谈论起从1983年直到现在他在文学圈子里经历的“一个人的文学史”。侃侃而谈中,我不得不感叹,一个文学思潮如此紧密地和一本刊物、一个人发生关系,这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多见。
  作为编辑同行,我对编辑的程永新和作家的程永新,充满敬意。
 
  一本杂志,最能体现掌门人的人文气质和人格魅力
 
  黄静芬:请您先介绍一下《收获》的历史好吗?
  程永新:《收获》创刊于1957年,是巴金和靳以创办的,是1949年后中国第一本大型文学双月刊。上世纪60年代初停刊过,然后复刊。文革时期被停刊,于1979年复刊。
  黄静芬:在中国的文学原创期刊里,《收获》一贯占据龙头老大地位,“霸主”地位不曾动摇一下。您在不同的场都说过,《收获》品牌的创建,离不开三代掌门人:巴金、萧岱、李小林的努力经营。请您谈谈巴金好吗?他留给您最难忘的是哪件事?
  程永新:我进《收获》的时候,萧岱在主持杂志,巴金不管杂志的具体稿子。但大事,我们仍然征求巴金的意见。几十年来,《收获》一直保持一个较高的发行量,现在是14万份不到,在经济上自负盈亏,从来不登广告。巴金在世的时候,他认为,你们又不缺钱,你们干吗要去做广告?当时,靠发行量,我们每年还是可以盈利的。我们也有想过能不能登一些像汽车、文具之类的比较“顺眼”的广告,巴金没有同意,他坚持办一本纯粹的文学刊物,不能有广告。有一年,我们很困难,那时新闻纸和印刷费不断涨价,我们就跟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借了一点钱,渡过难关后,我们就把钱还了。
  第一次见巴金,我是诚惶诚恐的。每年11月金秋,编辑部都要买了鲜花和蛋糕去巴金家给主编过生日。那时我很单纯,讲话很少。巴金说:新来的?今年不认识,明年就认识了。
  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我们杂志发出后,惹来许多争议,许多批评声音不断传来。连冰心老先生也看了,她看后,也不喜欢。当然她不喜欢是完全正常的。她打了一个电话给巴金,电话里说:你要管管《收获》呀。巴金就去看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看了之后,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当时,他的讲话被家人记录下来,前段时间得以公布出来,大意是说,这是一部严肃的小说,不是为了迎合市场化的需要,尽管最后一笔有点“黄”,但写得确实好。当时巴金这样一说,我们心中的石头就放下了。要知道,在当时的气氛下,巴金能说这番话,太了不起了。
  黄静芬:萧岱是怎样的一个人?
  程永新:萧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位诗人,满头白发。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一次。贾平凹的《浮躁》发出来后,也引来不同的批评声音。在当时,是很严重的一件事。编辑部传达了领导指示后,大家心情沉重。萧岱说:有问题我来承担,与你们没有关系。听萧岱这样说,我的心情更沉重了。有一次,某位退休领导写了一篇小说,我们认为不能用。我看到萧岱接这位领导电话时,一迭声说:是,是,是。态度极其谦卑。但最后,他仍然说:不能用!
  至今,想起这一幕,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仍然深深打动着我。他们的骨气和品格,在今天,更需要坚持、发扬和传承。
  黄静芬:作为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成了《收获》第三任掌门人,据说是众望所归?
  程永新:李小林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是余秋雨的同班同学。她在作家中的声望,她对作品的判断力,她与作家之间的良好关系,都让我们觉得,《收获》应该由她来主持。
  李小林的知识面很广,她与作家聊人物的合理性,提出的修改意见,总让作家心服口服。我一直觉得,李小林是具有“特异功能”的。比如说,杂志要付印时,三四十万字一期,她翻一下午,就可以找出许多错别字和错的标点符号。要知道,从小细节上,是可以看出一个职业编辑家的素养的。李小林对作品人物及其内涵的分析,像剥笋一样,她没有同龄人那种因知识结构造成的缺陷,她对年轻人写的具有现代风格的作品不乏感悟和判断。李小林是一位文化素养极高的编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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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杂志应该是民族精神的标高,是产生大作家的摇篮
 
  黄静芬:有人说,在《收获》上发三篇小说,就可以当作家了。也就是说,小说必须在《收获》上发表,你的小说作家的身份才能得到文学圈子的承认。许多作家都是在《收获》上发表作品后才一举成名的,比如苏童。说说苏童与您的关系吧。
  程永新:苏童是我的大学同学推荐给我的,我的大学同学说:你要注意这个人,他会大红大紫。听到这句话时,我以为是危言耸听。苏童那时在写诗的时候开始写一些小说,他寄了《青石与河流》给我,我看后,发现很出色,就发表了。因为《青石与河流》受到赞扬,苏童又写了第二篇,后来,他越写越多。
  《妻妾成群》被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后,苏童的书一下卖火了,但苏童的内心没有失态。面对大红大紫,他非常平和,有时不知所措,有时惊慌失措。生活的潮水将苏童推向高处,他对人仍然宽和和宽容,始终是一个重情义的人。苏童与我有一个口头约定,只要我到南京,第一餐饭一定由他请。这个约定,除了我和他的友情之外,苏童的这份心意,我认为很了不起。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成名后,身上的素质会决定他成名的大小。我与形形色色的作家打交道,各种人都见过。马原说过,人不怎么地,作品一定好不到哪里去。我基本认同马原的观点。用这一眼光来看,用我在文学圈子里几十年的眼光来看,做人很重要。
  黄静芬:谈到马原,就说说马原吧。
  程永新:我与马原是1985年认识的。马原很健谈,可以整日整夜谈小说,他是中国作家中看作品最多的人之一,他读书的面非常宽广,对自然科学也很关心,与我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以聊得很深入,从相对轮聊到博尔赫斯,他的切入角度很奇怪,思考面很宽。当时,承认马原的人很少,他的重要性是慢慢显示出来的。他的写作,其实是引领了一部分作家的写作,他在叙事方面进行了文字的革命,他的口语化、大宇宙观、要解决人和世界的位置等等的观点,值得我们关注。
  黄静芬:余华是您的好朋友,您说过,文学史上必然有《兄弟》的位置。
  程永新:许多作家,都是别人推荐给我的,余华是李陀推荐的。在上世纪80年代,余华在浙江一个文化馆工作,余华拿来两个中篇给我,一篇是《一九八六年》,一篇是《四月三日事件》,我看了,觉得这个作家的起点非常高,当时是1987年,我在编一个全国青年作家专号,就把这两篇小说编进去了。发表后,反响非常好。以后,余华比较好的、重要的作品都给我们。
  与余华认识后,他经常请我们去他工作的嘉兴玩,每次都买很多大闸蟹请我们吃,嘴都吃破了。
  《兄弟》很不错,我觉得文学史一定会留下它的位置。只是,分成上下两部出版,上部延续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印象,人们都说好,下部的风格发生了变化,对余华的这种写法,一些人不习惯。引发的这个争议很有意思。但我认为,余华用了最简练的语言,把人物、人物关系都描写出来了。也许若干年后,再来看《兄弟》,人们的看法会冷静许多,会认识到《兄弟》更重大的价值。
  黄静芬:王朔也是您的好朋友之一。您说过,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比较重要的文人,如果要您举出三位,您会选金庸、余秋雨、王朔。王朔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程永新:从个人角度来评价,余秋雨开创了一代散文的风气,而王朔,对传统文化的抵触和消解,客观表达当下的精神状况,使当今电视剧发生了焕然一新的面貌,功不可没。
  认识王朔之前,我看过他在《当代》发的《空中小姐》,觉得不错。那时,王朔没有人关注,在文学圈里没有人承认他,我写信向他约稿。他寄来了《五花肉》。我看后,认为这名字太俗,就叫他再想想,他想了四个名字:《毛毛虫》、《顽主》、《小人》《三“T”公司》,我挑中了《顽主》。《顽主》发出来后,北京的评论家吓了一跳,王朔的声誉一下就起来了。可以说,文学界承认王朔是从《顽主》开始的。后来,王朔的《动物凶猛》也是我责编的,改成《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成电影后,火得很。
  第一次见王朔,是他到编辑部来找我。他趿着一双拖鞋,剃个平头,张口就说:程永新在哪里?谁是程永新?这样的王朔,我目瞪口呆,真的无话可说。
  与王朔成为朋友后,有一次我去北京,他正在开公司,就在长城饭店摆了一个很长的桌子,搞了一个豪华的阵容请我吃饭,请了史铁生等一群作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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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编辑要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和良好的艺术直觉
 
  黄静芬:有作家称,编辑就是给我改错别字的人。您如何看待编辑这个职业?好的编辑,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程永新:编辑工作,是幕后工作。改错别字是编辑的基本功。我认为,作家与编辑的关系,应该是:作品好的地方,编辑要用心灵去感受,不好的地方,要像医生一样,用手术刀去解剖。所以,好的编辑要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和良好的艺术直觉。
  黄静芬:作家与文学杂志是怎样的关系?
  程永新:优秀作家和文学杂志的关系应该是朋友的关系,共同左右着文学的兴衰,决定着文学的高度,文学杂志是作家的培养摇篮,优秀作品也养育了文学杂志。
  黄静芬:目前,最值得期待的中国小说是什么?
  程永新:莫言、贾平凹是重量级人物,格非、迟子健这几年不断上升,阎连科创作力旺盛,苏童处于低潮期,但他修养够好,有大智慧,值得花时间去期待。
  黄静芬:谈谈您自己吧,“《收获》有个程永新”这句话被许多人说起,他们说的是编辑的程永新,作家的程永新是怎样的?
  程永新:对于我,编辑是专业,写作是业余。目前,我刚写完一个长篇,正待修改。其余的,不说了吧?
  黄静芬:那么,换个话题。您的著作《一个人的文学史(1983—2007)》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了细腻的感性记忆。走进它,我们可以真切地触摸到您和那批先锋作家种种往事以及那批先锋作品发表的前后鲜为人知的细节。为什么出版这本书呢?
  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第一部分是我和当代作家来往的书信、邮件和短信共80份之多,从这些信件中,可以发现某些作品问世的蛛丝马迹。第二部分通过“作家看我”和“我看作家”的二元视野,记录了文学活动的捕风捉影。第三部分是对话录,展示思想交锋的私密现场。第四部分谈我供职二十几年的《收获》杂志。这本书2007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是丁晓禾策划的。几年前在北京一个酒吧里,丁晓禾对我说:你在中国一个算是数一数二的文学杂志里呆了那么多年,和那么一大帮著名非著名的作家搞成难兄难弟似的,眼看这文学兴兴衰衰荣荣辱辱的,你的经历在中国也算独一无二了。从一个角度看,把一个“文学的人物”在一个时期或一个年代的“文学的过程”,公开给大家看,点点滴滴,有用无用,应该好看。所以,就有了这本书。
  黄静芬:有人评价说:其实文学史不只和宏大有关,也不只和主旋律有关,文学史更和“个体”有关。传统观点认为,文学编辑都是替别人作嫁衣的,是文学作品得以问世的“美容师”,他们一般都躲在幕后,作品出来以后的“冷”与“热”很少涉及到他们。其实,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作为编辑尤其是文学大刊物的编辑,所接触的人、所知晓的事都是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所以,他们的“出场”,是一件幸事,也是一件好事。
  程永新:这不,我就被推着,从幕后走到前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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