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报纸，一个联赛
　
　　15年·我们
　　15年前，中国足球职业联赛问世。同样是15年前，《中国足球报》创刊。一张报纸，伴随着一个联赛，或者说一个联赛伴随着一张报纸，走过了风风雨雨的15年。如今，一个15年已经过去，另一个15年正在开始。站在15年的交叉路口，向前望，是不可预知的未来；向后看，是清晰可见的回忆。在又一个春天来临之时，我们决定跟你一起，重温那些过去的、永不再来的岁月。
　
　　事件——
　　1994年，中国职业联赛开始，4月27日，中国职业联赛在成都市人民体育场开幕。在以后的很多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
　　4月13日，《中国足球报》试刊，并在梅地亚酒店召开了盛大酒会。7月5日，《中国足球报》正式创刊。现任国际足联主席、时任国际足联秘书长的布拉特先生发来贺电，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也发文祝贺《中国足球报》创刊。
　　1995年1月，本报记者焦林芳、杨群执笔的长篇通讯《难忘九四》问世。详细记录了中国足球改革的起步阶段。文章中说，1994年的体能测试，球员淘汰率占8.8%,当时的国脚有4位被淘汰,这一年,有21个会员协会、23个职业和半职业俱乐部、529名教练员及3806名运动员正式注册，国家队运动员第一次实施了角色转换，回归各队作为职业球员参加1994年的甲A联赛，国家队改为临时集训。当年，中国队还夺得了亚运会的亚军，在三大球中，足球因一金一银成为成绩最好的球队。这一年，上海的胡康健以虹口体育场全场职工280万元的风险基金作抵押，以120万元人民币买断了德国甲级球队凯泽斯劳滕作客上海的门票销售权……
　
　　事件——
　　1995年的甲A，中国联赛迅速成长，全赛季进球337个，观众314万，曾经得过“十连冠”的辽宁队降组爆出最大冷门，裁判问题成为焦点。先后有4名主教练因为成绩不佳而被炒掉。
　　我们——
　　在火热联赛背后，实际上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本报在《1995 职业联赛备忘录》中一文中提示，随着职业化的进程和经济实力在足球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南强北阔”之势潜藏着一股暗流，文章指出“今后的中国足坛，会因为足球场外的作用而去平衡吗？”
　　1995年，也是“抢”字盛行的一年，本报记者指出，足球场上，没有“抢”是万万不能的，但有了“抢”却不是万能的。给“抢逼围”和“抢快活”们一个客观的、历史的评价，我们的眼光不应只停留在今天。1996年，谁解决好“抢完之后干什么”这个难题，谁就将是胜利者。
　
　　事件——
　　1996年3月，国家奥林匹克队兵败吉隆坡，在奥运会外围赛亚洲区决赛上铩羽而归。国内舆论哗然。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说了几句话：“对于中国足球，要提倡六个字‘胜不骄，败不馁’。”足协主席袁伟民认为，中国足球要做的是“练人”的工作，练逆境中的斗志。
　　我们——
　　本报记者戴新在前方发回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为《将臭衣服挂起来》，反映了失利后国奥队员的真实想法。其中有这么一段：
　　张恩华：咱们这身队服……还留着吗？扔了算了！
　　刘越：别扔，留着它！
　　张恩华：脏不拉几的，怎么洗也洗不掉咱们的耻辱了。
　　刘越：不洗，就这么留着，让它带着汗味和臭味留着，回国后把它挂在房间里，每天盯着它，记着它，别忘了它……
　　紧接着，《中国足球报》又发表了国奥队的总结会实况。本报记者蒋彬的《说穿了，练得不细不苦》一文得到很大反响。领队李传麒最后的发言至今令人记忆犹新。他说，“在今后的训练中，一定要100%投入，要和累，和苦作斗争，当你们累了、苦了、疼了的时候，请你们咬一咬牙，想一想吉隆坡的3月21日！”
　　本报记者马德兴则发表文章称，中国足球要发展，必须《咬住联赛不放松》。
　
　　事件——
　　中国足球队在大连金州第六次冲击世界杯时失利。葬送了大好的机会。这也是中国职业联赛开始之后第一次冲击世界杯。随后，全国开展了对于中国足球的大反思，大讨论。中国队失利后，“中国足球是亚洲二流”的定位说被有关方面提了出来。但对于国家队在此次冲击中的定位、用人、临场指挥，媒体都提出了质疑。
　　我们——
　　在中国队为十强赛努力拼搏的同时，《中国足球报》也进行着十强赛采访的“接力赛”——记者焦林芳、季履岗、戴新、刘俊生等人以“穿插接力赛”的形式参与了在大连金州、卡塔尔多哈、科威特城、伊朗德黑兰、沙特利雅得等地的对国家队的追踪采访，并与交战各队的主教练、球员进行交流。对于这次失利，他们是目击者，也通过自己的采访传递了大量前方的信息。
　　11月13日，国家体委司与中国足协、中国足球队在大连举行大型新闻发布和记者招待会，总结十强赛。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足球是亚洲二流”的定位说被抛了出来，随后引起媒体的轩然大波和争论与质疑。
　　11月18日，《中国足球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发国家体委宣传司司长何慧娴出席中国足球队记者招待会的感言《定位准，不浮躁》。该文引人关注的地方有三处：一是“《北京青年报》赛前对中国队能不能获得小组前两名作了一次社会调查，结果是46%的人认为不可能，25%的人认为绝对不可能，16%的人认为说不清，只有13%的人认为有可能……尽管开赛前各方在定位问题上都很清醒，可开赛后随着比赛胜负的起伏，在定位问题上便开始动摇……期望值也随之被‘炒’高”；二是“中国足球队不过是亚洲十强中的二流球队，还没有完全具备冲击世界杯的实力。十强赛的过程与结果都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三是“中国足球的定位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就难以从挫折中走出来”。
　
　　事件——
　　1998年世界足坛的头等大事是在法国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杯。在世界杯这道大餐面前，中国足球相形见绌，亮点不多。
　　我们——
　　为全方位报道法国世界杯，本报特派记者焦林芳与季履岗飞赴巴黎战地采访，为读者奉上第一手新鲜报道，对世界杯期间的焦点比赛、突发事件进行实地采访。亚洲四支参加世界杯的球队铩羽而归、全军覆没之后，《中国足球报》展开了“亚洲无需垂头丧气，中国亟待奋起直追”的讨论。世界杯闭幕后，本报还刊发了系列文章，对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俊生、国家队英籍主教练霍顿、甲A球队主教练金志扬徐根宝李应发庄连胜等人进行系列专访，探讨中国足球应该从世界杯中汲取什么营养。7月21日，《中国足球报》发表本报评论员题为“理清思路，坚定信心”的文章，指出，世界杯中各支强队的表现以及亚洲球队不尽如人意的演出，再次给中国足球以启示，“中国足球腾飞是个艰巨复杂的综合工程，‘速胜论’和‘亡国论’都是要不得的。”
　　在“世界杯效应”的影响下，中国足球的市场运转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这一期间，中国基层足球和青少年足球的教育系统漏洞在世界杯前后渐渐露出苗头。《中国足球报》刊发的一名武汉足球学生家长的题为“足球学校忧思路”的来信，引起了业界的思考与重视。这篇署名为“武汉红钢城12号20门12号颜永新”的学生家长，在这封长达近3000字的来信中披露了一些足球学校收费过高、招生无章法并给予不切实际承诺的现象。“足球学校忧思录”可以被视为国内新闻媒体中较早对“足球学校”提出忧患思路的深度报道。
　
　　事件——
　　1999年7月，中国女足在美国举行的第三届女足世界杯上一举夺得亚军，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中央领导的接见，以“爱国敬业、自信自强、团结拼搏”为主题的女足精神被弘扬。
　　我们——
　　女足归来的次日，本报发表题为《艰苦创业树楷模 理性足球结硕果》的社论，认为中国女足的胜利，来自于女足队伍十几年持之以恒的艰苦创业、艰苦磨砺、团结拼搏、不计代价和甘于奉献的精神和深刻的理论积累与高质量的日常训练。社论说“她们不尚浮华、不羡名利，摒弃浮躁之气，这对目前发展我国足球运动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事件——
　　作为事后被证明为是“神奇教练”的米卢上任后率中国队参加的第一场大型洲际赛事，2000年年底于黎巴嫩举办的亚洲杯赛，被认为是平息或缓解米卢信任危机的一项赛事。正是由于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打进了亚洲杯四强，米卢和他率领的中国队才得到在冲击2002世界杯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我们——
　　《中国足球报》先后发表“国脚内部调查”《怀疑米卢，我没资格》、《国脚有点不懂米卢》，全方位透视米卢在亚洲杯前面临的那一场信任危机。在亚洲杯开战前，《中国足球报》还发表了《中国队进四强概率：64%》的预测性文章，准确量化预测了中国队打入亚洲杯前四的可能性较大，这也是全国媒体中对中国队参赛亚洲杯的惟一预测文章。
　　2000年10月29日，中国队在三四名决赛中以0比1负于韩国队，位列第四。次日出版的《中国足球报》发表了本报评论员题为“中国足球的机会”的文章，指出“亚洲杯赛期间，中国足球有了不错的收获，一是赢得了操持下届杯赛的主办权，二是萌生了明年世界杯外围赛出线的信心”，从战略的高度指出了亚洲杯的成绩对于鼓舞中国足球备战世界杯的重要意义。后来，2002年中国队杀进世界杯决赛圈的事实也证明了本报的论断是正确的。

 {$nextpage}

　　红与黑
　　事件——
　　2001年是中国足球“大喜”与“大忧”交替闪回的一年。中国男足历史性的打进2002年世界杯决赛圈，与“申奥成功”和“中国入世”一起，被并称为2001年的中国社会三大“红色喜事”。而同一年，愈演愈烈的假球黑哨风波也如同一曲不和谐之音也在侵蚀着中国足坛，成为中国足球的“黑色之痛”。
　　我们——
　　2001年10月7日，中国队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一球战胜阿曼，提前两轮取得世界杯出线权，中国足球长达44年的美梦成真。当天夜里，次日凌晨，《中国足球报》印制的以卡通漫画形式体现“出线啦”的“号外”在第一时间与读者见面。后来，在中国队庆祝出线的时候，一些队员还挥舞着本报的“号外”作欣喜若狂状。
　　2001年10月22日，《中国足球报》发表题为“欢迎回家，各界接风”的文章，报道了胜利完成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强赛”任务的中国队返回北京时，受到国家体育总局领导、中国足协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热烈欢迎的消息。在首都机场贵宾室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中国队主教练米卢蒂诺维奇发言说，“希望中国队获得世界杯冠军的时间不超过五十年。”
　　胜利之际，10月25日出版的《中国足球报》披露了在十强赛出线前的2001年8月25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在沈阳看望中国队时的讲话。在这篇题为“放下球星的架子”的讲话中，袁伟民同志居安思危地指出，“我们的队伍，在俱乐部都是球星，到了国家队就是国家队的一员，你们的要放下球星的架子，发挥每一个球员的作用，全力以赴去投入比赛。这个问题，你们比过去有进步，有提高，这样很好。今晚的比赛，更需要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有清醒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参加十强赛期间，中国香港著名喜剧明星周星驰应邀在《中国足球报》开设独家专栏“大话足球”，在国内传媒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在对假球黑哨风波的报道中，《中国足球报》于当年12月24日和27日连续推出的《有裁判退钱了》、《陈培德：我们缺少直面黑暗的勇气》和《司法介入是惟一出路》等新闻报道，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其中的后两篇文章，是《中国足球报》记者在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办公室对其进行的独家专方。12月26日，陈培德向媒体曝光了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受贿裁判悔过书”。
　
　　事件——
　　2002年6月，第一次打进世界杯决赛阶段的中国男足在米卢率领下参加了在韩国举办的世界杯小组赛，，结果三战皆负，分别输给巴西队、哥斯达黎加队和土耳其队。中国男足的首次世界杯之旅，以三战皆负积0分，进0球的结局告终。
　　我们——
　　世界杯期间，本报特派记者戴新与赵了了前往韩国和日本进行战地采访。世界杯后，为了对中国队的进行“系统的、仔细的、认真的总结”，《中国足球报》与中央电视台“五环夜话”、北京电视台“中国足球报道”、新华社体育部、人民日报体育部等11家媒体联合推出了“足球反思大论坛”系列活动。7月8日，《中国足球报》发表署名“唐丙”的题为“论坛不是擂台”的言论，提出，“对参加这个论坛的社会人士，包括球迷，有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基本要求。这个基本要求也是一个基本的认定：我们大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想把中国足球搞上去。有了这样的基本认定，论坛才能持续下去而不会中途改成批斗会或是擂台，非要谁把谁打翻，决出个好歹来。”
　　为配合这次大反思，《中国足球报》于7月11日刊发了本报记者杨檎对话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的专访《我们为什么要对失败负责》。在这次专访中，阎世铎从“我们不负责谁负责”、“什么时候可以不负责”、“我们要负责什么责任”这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足球的差距与责任。
　
　　事件——
　　2003年春天，非典袭击北京，中国人的生活由此发生巨大改变。中国足球也发生改变。原定于中国举办的女足世界杯赛被取消，国家队被迫进入封闭集训。
　　我们——
　　非典时期，《中国足球报》连续编发系列报道，《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国脚集训先查非典》以及《非常时期的中国之队》等等，反映了这一时期足还需的特点。本报记者戴新的评论《不快乐足球》已经发现了非典带来的问题。文章说，非典时期，人为的和非人为的封闭都有可能酿成一股浮躁的情绪，这种情绪体现在训练场上，就是“不想练”、“厌练”。一支应该训练的球队中如果有很强烈的“厌练”情绪，那就真出“大事”了。这个夏天的足球注定是“不快乐”的，是枯燥的，也是必须的。为长远计，有关管理者除了应该制定强硬法规严罚“厌练”者外，还有必要琢磨一些建设性的措施为队员适当调剂一下训练气氛，在不得已的“不快乐”中为队员制造一些“快乐”。
　
　　事件——
　　2004年10月2日晚，沈阳与北京的一场比赛中，北京队因不满裁判判罚，罢赛离场。球赛在中断12分28秒后，由主裁判周伟新宣布比赛结束，中国职业足球历史上出现首例“罢赛事件”。在此后近一周的时间内，“罢赛事件”愈演愈烈并逐步升级，最后导致大连实德等七家俱乐部卷入，号称中国足球史上的“十月革命”。
　　我们——
　　10月26日，《中国足球报》发表一名博士生的《中国足协地位不容撼动，度过信任危机并非难事》，这封万言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文章说，中国足球协会作为管理中国(大陆境内)足球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其地位和权威是“与生俱来”的，“是有法理基础的，是不容置疑和动摇”的。同时，这篇文章还说，进一步深化足球管理体制改革，是解决目前危机、摆脱险境的当务之急。
　
　　2005谢亚龙上任
　　事件——
　　2004年的罢赛事件和一系列假球、黑哨的传闻，使得中国足协掌门人阎世铎最终“下课”，接替他的是谢亚龙。
　　我们——
　　谢亚龙上任之后，接受的第一家平面媒体的采访者便是《中国足球报》。在这篇名为《我们还要埋头苦干》的专访中，谢亚龙说，仅仅联赛为本是不全面的，青少年训练是根，联赛是本，国家队是果，球迷是叶。没有叶子的光合作用，植物就不能生长，没有球迷的养分，中国足球就无法吸取社会资源。
　　有意思的是，《中国足球报》也很可能是对谢亚龙的上一任阎世铎离任前进行最后一次专访的媒体。2005年1月18日，本报发表记者杨檎的专访《阎世铎：我会干到最后》。阎世铎对本报记者表示，“2004年，三大球中篮球、排球的进步都很大，只有足球还没有上去，令人很痛心，很对不起广大球迷。现在足协的公信力比较低，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对此我感到非常愧疚，说明我们有很多工作做得不好，我们的执政能力确实还有待于提高。”
　
　　事件——
　　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中国人真正的隔岸观火。
　　我们——
　　我们首创性地在报纸上做了世界杯的《男版》、《女版》，从男人与女人不同的视角阐释了这部世界大片。
　　这届世界杯，我们还推出了一本名为《德国之巅》的珍藏画册，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几个小时就全面上市，画册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这届世界杯的所有经典瞬间。
　
　　2007国家队惨败亚洲杯
　　事件——
　　2007年7月，朱广沪带领的国家队在亚洲杯比赛中失利而归，没能进入亚洲杯四强，朱广沪时代宣告结束。
　　我们——
　　亚洲杯失利，国内再次掀起讨伐朱广沪的热潮。为了传递理性声音，《中国足球报》发表系列文章，探讨中国足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主帅。其中《谁砸了中国足球的饭碗》系列中，陈成达先生接受《中国足球报》采访时提出，足球界应该好好问一问。陈成达先生提到的三十多个问题个个尖锐，击中要害。这组文章从选什么样的教练，到选帅时间，选帅成本都做了探讨。
　
　　2008全军覆没
　　事件——
　　2008年，中国国家队、国奥队、中国女足，中国国少队、青年队在一系列国际赛事中全军覆没。尤其是国家奥林匹克队在家门口举行的奥运会上全面溃退，引起民众不满。
　　我们——
　　从奥运会一开始，本报就没把报道的着眼点放在赛事本身，而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足球现状。在奥运会系列报道中，《中国足球报》将足球放置在奥运会的大环境下，探讨失利的原因。年终，《中国足球报》再次推出《建国三十周年·中国足球访谈》专题，从人物的记忆中，寻找中国足球的规律，探秘中国足球的历史，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系列，可以作为足球界的史料收藏。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