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以通俗小说家的身份为世人所知晓，事实上一生著有数百万字新闻评论作品的他，更是一名出色的报刊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从1918年开始记者生涯，到1948年秋辞去北平《新民报》的编辑职务，张恨水从事报业工作达30年之久。他干过记者、副刊编辑和主笔，任过副总编辑、总编辑、报社社长，在新闻界有“全能报人”之称。

　　如今，当我们拂去张恨水覆盖在百万言论文字上那层灰尘，可以看到一位真正想百姓之所想、评百姓之欲评的新闻工作者。张恨水以非主流化非精英化的倾向发表评论，体现出深刻的大众精神和平民立场。本文试以其代表作———《新民报》专栏《上下古今谈》为解析重点，以期获得新闻言论研究价值。
　

　　张恨水的报刊言论活动简述

　　因所处社会环境和个人心态的不同，张恨水的报刊言论经历了几个阶段转变，关注重点和文风也非一成不变，但代民众说话的原则却自始至终不改。

　　从1924年4月到1938年，张恨水在《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上海《立报》、《新闻报》等报纸副刊上发表大量言论，文笔较温和，也不乏激进之作，多是有节制地针对社会和民族危机发表言论针砭时弊。最突出的是在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之际，他在主编的副刊上接连写出数篇评论，强烈谴责和声讨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

　　1938年1月至1941年10月，张恨水在重庆《新民报》的副刊《最后关头》发表评论数篇，担纲了保卫祖国的“士卒”角色，以笔为“匕首”，以文为“投枪”，编发了八百多篇言辞犀利的评论，更具战斗性和批判力，唤起民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在《最后关头》被封一个多月后，张恨水于1941年12月1日开办了《上下古今谈》专栏。这一谈，轰动了重庆以及整个大西南；这一谈，基本上就是每日一篇，张恨水大约写了3年之久，累计发表杂文达一千多篇。1946年4月4日张恨水开始主持北平《新民报》，到1948年辞去职务，其间也发表了部分评论性作品。
　

　　时评的平民立场和话语策略

　　在时局紧张、乱叶纷飞的年代，老百姓希望从报纸上知道更多消息，更希望看到探幽发微、道出真谛的言论，代他们抒发内心的苦乐之情。与当时的《中央日报》徒发宏论、掩人耳目不同，与《新华日报》高屋建瓴、犀利言辞不同，也与《大公报》的精英意识不同，张恨水从读者需要出发，将言论向着平民化转变。这正是契合了其所在《新民报》的办报理念。

　　由陈铭德、邓季惺等主办的《新民报》以“民间报纸”为追求，在中国报业史上尤其是私营报纸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抗战期间，重庆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极其严酷。

　　报纸“开天窗”是常有的事。就《新民报》重庆版日、报两刊来说，有时每版都开有天窗。社评也多谈国际，评远不评近。从正面反映事实、伸张正义是如此之难，《新民报》就退一步运用社会新闻和副刊上的时评言论，从侧面，从背面，从小事物，点点滴滴地揭露当局的恶政与社会病瘤。而张恨水所作的副刊时评诸如《最后一关》和《上下古今谈》就是运用此类“战术”，成为有力“武器”。

　　1943年《新民报》在重庆成立了总管理处。随着《新民报》在国内舆论界地位的确立，亟需明确的言论编辑方针。张恨水等人专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结合办报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间偏左，遇礁即避”的方针。一方面，在国共两党的尖锐斗争中，报纸必须倾向进步，多少反映人民群众反暴政、争民主的要求，才能拥有读者，才不愧为一张民间报纸。另一方面，报纸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办的，对国民党的劣政有抵触，但国民党操控着社会，可以随时摧毁报社，而报社生存又是首要的。在发展和生存的矛盾中，《新民报》选择了“中间偏左，遇礁即避”之路。包括张恨水在内的报社编辑谨慎把握着这个尺度。“左”，不能左到使报社被封；“右”，不能右到和国民党一鼻孔出气。

　　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张恨水作《上下古今谈》，评上下古今事。该专栏是张恨水报刊言论的代表作品，千篇左右的时评，字里行间都是平民立场的烙印。这些时评在数量上的巨大和风格上的独特，都是同时期少有的。无论内容选材、文字风格方面，还是语言组织、评论态度层次上，都坚定平民立场，讲究话语策略。

　　这是张恨水言论最大的与众不同，也是值得分析的意义所在。

　　在狭窄的空间奋力为民呼。国民党当局实行专制统治，肆意控制新闻出版事业，实行苛刻的检查制度，仅以1941年重庆《新民报》晚刊11月、12月两个月的统计，共开大大小小“天窗”65个，而在11月5日到22日的18天中，消息和文章被删削、扣压者，竟有30起之多。严峻的现实使得张恨水等报人的言论空间极为狭窄，稍微露出对当局不利的意向就会被审问、关押。“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现实环境逼迫着张恨水转变文路，酣畅泼辣地直白批判是难以为继了，于是他开始转向曲折隐晦、借古讽今、旁敲侧击。正像他在《开场白》中所言：“我们决定卑之无甚高论，只谈些不相干的事情，以增加读者兴趣为止。”④他所谓的“上推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完全是为了遮蔽新闻检查官的耳目。实际上几乎条条都有所指，只不过绝大多数是暗指而已。这是特定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在《写作生涯回忆》中，张恨水曾坦言：“在重庆新闻检查的时候，稍微有正确性的文字，除了‘登不出来’，而写作的本人，安全是可虑的。我实在没有那以卵碰石的勇气，不过我谈了谈宇宙与苍蝇，这就无所谓。”⑤从积极意义上来分析，这种曲线战略既可保住报社，又给百姓以思索，实为双赢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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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近平民生活的选材
　　《上下古今谈》开办之初，张恨水就提出了“闲谈的现法”，要以大多数读者最感兴趣、最为关心的问题来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扣住广大读者的心弦，真正做到代民发言。单看一些评论的题目，就知道他所评论的内容与平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过分恭维》、《植树不知何处去》、《越抓越痒》、《由火柴说起》、《儿童读物之毒物》等。张恨水曾多次提及“卑之无甚高论”，既是谦词，也是事实。他不谈论宏大的问题，包括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只拣些琐碎的事来说，同时也不研究高深的学问。这不是胆小，而是形势使然。因为他知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固然痛快，但也极易招来杀身之祸、封报之灾。报纸以民间舆论相号召，要赢得百姓支持，就需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小事。

　　当然，他的评论决非附和读者、仅就些鸡毛蒜皮的事发一通牢骚。而是以小见大、由此及彼。在《由大家庭谈到殖民地》一文中，张恨水就从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大家庭制度说起，描绘了大家庭中的复杂关系，以及做家长的难处所在，并分析中国人思想开放后还想“奴役子媳弟妇”那是太难了，因而不如“各组门户”。

　　最后提及“一家如此，国何不然？”暗示世界上殖民地的最后结果终究是获得解放，世界大战的结果也必是正义的一方获胜。这种精短时评，由读者熟识的事物作比，谈论时事战局，百姓一看就懂。

　　讨论一些关系民生的政府决策也占了张恨水言论的大部分。在剖析的同时，他还从百姓利益的角度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简易措施。《禁冰评议》、《远处的大票子问题》、《丘陵地带宜筑塘堰》等就是针对当局的政策来谈的。就“禁冰”这事，张恨水客观地分析了冰的本身无罪，罪在于制冰之水是否干净。当局若为防范冷食，“就应保证制冰厂的卫生，或者实行专卖”。他认为直接禁冰对于普通百姓是“不公”的。⑥

　　围绕着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张恨水所“谈”内容极为广泛。谈论最多的还是与民众生死攸关的抗战问题，其次是有关奸商投机、物价上涨，严重影响百姓日常生活，还包括当局的官僚作风和奢侈浪费问题，以及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问题等。更让人称赞的是，张恨水那时就比较关注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为一些被忽略的人群鸣屈呐喊。他为轿车夫不平：轿上坐的人西装革履、口衔纸烟，悠然自得，而轿下是黄皮包骨、汗渍烂衣，气喘吁吁，“你不觉得人与人之间，这是一种极大的悲剧？”他为农民和工人鸣冤：“无千无万的农民，于上面烈日苦笼，下面泥水蒸蒸……他们是人力代替了兽力与动物的。”这种真正为下层民众着想的评论，没有坚定的平民立场能做到吗？
　

　　贴近平民价值观的说理
　　张恨水的人格和修养在文化界是公认的。作家老舍曾赞他是“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他总是“说话，他有一句说一句，心直口快”，“修养使他健壮，健壮使他不屈不挠！”⑦张恨水不做官，不经商，过的是安贫乐道的平静日子。当初“三张一赵”（即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和赵超构）在《新民报》的集合，有着共同基础，就是他们对政治都不怎么热衷，然而都是在为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呐喊。对张恨水本人来说，报纸不是用来进行党争和索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而是一个代民立言的岗位。

　　报刊是社会舆论的载体，是社会的耳目喉舌，但愿所有的报刊都能自觉地成为社会舆论的代言人。张恨水认为老百姓发自内心的话语才是真正的舆论主体。报刊既是舆论载体，报刊工作者就要站在平民的立场上，以平民百姓的眼光和爱憎观察社会，反映社会。

　　张恨水很注意评论的语气和口吻，切实为大众着想，从不摆臭架子，而是用“闲聊”的方式，平等亲切地与读者对话，循循善诱，推心置腹。他并不把自己的观点强行灌输给读者，而是留下充足的余地，任由读者“见仁见智”。有篇《“过年过得好？”》从两个旗人老太太问好说起：“北京话受听，但是废话也透着多。”然后描述两个老人问好的全过程，接着笔锋一转：“中国人的时间，向来不算钱，问问好，所耗时间几何？独不见滚滚不尽之开会乎？‘过年过得好？‘好！’完了，一切作如是观。”⑧由此结尾，干脆得嘎崩响！文章通篇都似在聊天，读者只会觉得形象，岂会厌恶？最后一笔讽刺那些只说空话不干实事的作风，老百姓亦自能明了。

　　张恨水善于使用第一人称“我们”来发表看法，向读者展示出了自己的立场，有意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如《有钱派钱，有力派力》，短短二三百字中，近一半多的句子以“我们”作主语，“我们还是提那老话，打仗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说句凭良心的话，乃是政府对有钱的太深厚仁慈了”；“我们应当把那口号改过来：‘有钱派钱，有力派力’。”⑨站在普通百姓立场上，抨击官商勾结，抒发不满，自然引起读者谴责这种不公的共鸣。有的短文还以问句结尾，更是对读者地位的重视，给他们自我探讨的机会。如在抨击当局开会浪费时间的《说话也当节约》中，张恨水分析了开会的种种荒谬之处后，提出开会和演说并不是一回事，并以此作结：“何必把演说混入开会，为装点一两人的情面，让全会场人受痛苦？”⑩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因而，读张恨水的言论作品，从不会感到呆板枯燥、生硬难受，却是丰富多彩，轻松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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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近平民话语的文风
　　与同时代的其他评论工作者相比起来，张恨水的评论语言更为生活化、大众化，他有意倾向于采用大众话语，便在形式上展现平民立场。著名报刊活动家邹韬奋在30年代曾主张“力避‘诘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⑾开创了言论的大众化，尤其在文字方面力求大众化。张恨水言论在语言方面的通俗易懂与此是相通的。

　　首先，张恨水发表的言论短小精悍，适合普通大众的阅读需求。分析其言论可以发现，每篇篇幅大多控制在四百字上下，而每句话的长度也是较为均衡的，平均在十字左右，很少见到长难句子，句中也以动词为主。之所以能将文笔凝练到如此地步，与其媒体意识和读者意识密切相关。多年从事报刊编辑工作，他对读者的阅读心理有了较为透彻的理解，因而在下笔时就会尽力削减冗余字句，在行文逻辑上也顺应一般习惯，从而让读者顺畅阅读，并能深入思考。有意选取大众语汇，可以消除大众读者的阅读障碍。

　　其次，言论形式变幻多姿、生动活泼。在《上下古今谈》中，张恨水最拿手的是借用历史典故来影射现实状况。他自己说得明白：“我利用了我生平的所得，利用了我一点普通科学常识，社会上每有一个问题发生，我就在历史上找一件相近的事谈，或者找一件大自然的事物来比拟。例如说孔公馆，我们就可以谈贾似道的半闲堂；说妇人之流，我们可以谈杨贵妃；……”⑿用这种巧妙谈法，聪明的读者们心领神会，他自己也没有触犯当局的人物。这种方法曾引起巨大反响。旧政协初开的时候，他曾灵机一动，将满清隆裕的退位诏书，删去不相干的段落，只加上很少的几句介绍语，刊在《上下古今谈》中。“这篇文字登出来，在重庆竟是一个雷。有些作会心微笑的朋友，还转录到别的刊物上去，虽是许多朋友们为我捏一把汗，而《上下古今谈》当时能被社会注意，就在这一点。”⒀另外，张恨水还充分利用多种表达方式，丰富言论形式。例如，《假如中国人不抗战》和《你说中国人行不行》就是运用排比贯穿全文，

　　事例充足，论证有理，气势非凡，在一气呵成的追问之下，民族自尊心得以维护，民族自信心得以增强。总之，张恨水的言论特色鲜明，善于借鉴历史，以古讽今；善于借题发挥，以此喻彼；善于运用对比，以甲称乙；善于开掘新意，以小见大。这些特点也都是基于他的平民化倾向，避免产生一般评论训斥化和千篇一律同质化的效果，而是更能满足老百姓的认知需求。
　

　　结论

　　在没有政治企图和革命抱负的情况下，在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催促下，张恨水挑起了为民代言、替民说话的重担。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凭借着不激不随、新旧兼备的思想，愤世嫉俗、守正不阿的态度，以及骨子里涌动的平民精神，张恨水在中国报纸的时评史上留下了苍劲却不耀眼的一笔，实现了“尺幅千里、盘马弯弓”的艺术效果，既有新闻言论史学价值，又有现实借鉴意义，值得关注。
　

　　注释：

　　①②北平《世界晚报》副刊《夜光》1928年5月16日、22日

　　③⑿⒀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录》第92页、96页、9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

　　④重庆《新民报》1941年12月1日

　　⑤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录》第96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

　　⑥⑧⑨⑩重庆《新民报》1942年7月10日、1月1日、10月21日、4月14日⑦老舍：《一点点认识》，重庆《新民报》晚刊1944年5月16日

　　⑾《韬奋文集》第1卷6页，三联出版社195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