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野，来自湖北大冶的农村，做过农民、下过矿井、在海军陆战队服过役，现为京城某报资深记者。
石野走在人群当中你不会感到他有什么特别，普通的衣着和长相，但仔细看时从他身上却透出一股凛然的正气，曾有人开玩笑说这也许是石野做卧底最大的障碍。在做政法记者的近十年里，石野曾多次深入地下赌场、黑窝等危险场所，经历了四次死里逃生。石野的生活就像在刀锋上行走，留给他一身的伤痕，也让他具有了锐利和坚韧的品格。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98年，石野得到线索，广州王圣堂附近存在一个家族式的犯罪团伙，他们以色情为诱饵实施抢劫，并多次行凶杀人，罪恶累累，并且近年来势力有膨胀趋势。为证实消息的可靠性，石野决定深入现场进行采访。事前领导比较犹豫，因为王圣堂地区靠近广州火车站，地理位置特殊，社会治安非常混乱，何况采访对象又是这样一个恶性犯罪团伙，危险性比较大，稍有不慎，记者的人身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但石野态度相当坚决，越是危险越说明有探究真相的必要，必须有人去冒这个风险。在他的坚持下，报社专门成立了一个暗访组，并特批给他们一辆采访车。石野任队长，组里还有一名摄影记者和一个文字记者，加上司机一共是四个人。
　　去之前石野也有一些担心，三名随行同事的安全更使他感到责任重大。他几天没有离开报社，仔细设计行动步骤。行动前石野反复强调两点，一是不能在犯罪团伙面前暴露记者的身份，这样做不仅采访会失败，更为严重的是还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二是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寻求帮助。商量之后，他们把记者证放在身上最隐蔽的地方藏起来，每人带了一个呼机在身上。
　　按石野的想法，他们扮成广告员到达王圣堂附近，约好会合的时间、地点，石野和文字记者邓世祥下车开始往里走，采访车停在暗处拍摄。在花南影都附近，碰到一个拉客女，一番口舌之后，两人随着拉客女沿着王圣堂那条路往前走。路上石野就发现身后有几个身高马大的人跟着他们，到达拉客女的出租屋楼下，他们实际上已经被堵在小巷里了，前后都埋伏下了打手，随时可能对他们不利。看到这种情况，石野心里也不免有些紧张，他和同事用目光交流了一下，相互壮了壮胆，继续往楼上走。进到屋里，石野敏感地觉得气氛不对，房间最头上有个小木门，里面突然传出嘟嘟的呼机响，一切都与举报信中的情况完全相同，他们在用汉显传达信息，通知有鱼上钩。怕两人都陷入困境，他以小姐不够为名，试图让文字记者先脱离虎口，回去报信。就在邓世祥即将走下楼时，小木门突然打开，从里面冲出来两个人，紧接着刀子就架在石野脖子上了。怕两人分开口供不一致，石野又把邓世祥叫了回来。凶徒们怀疑他们是便衣，对两人进行了搜身，搜的过程中，邓世祥的记者证掉了出来，气氛一下子凝固了，邓世祥的脸一下子就白了。
　　不能坐以待毙！石野灵机一动，谎称记者证是花钱买来的，自己和表弟（指邓世祥）是广告员，并把事前带来的广告拿给他们看。这一招果然起了一些作用，匪首明显的犹豫了一下，另一个匪徒提出要打电话到报社确认，石野意识到，他打电话的这十几分钟对自己而言就是生与死的鬼门关，必须在他回来之前设法离开！那个匪徒离开后，他以老乡为名和黑老大套近乎，称两人只是“想出来玩玩”，求他们不要打电话到单位，让自己丢了饭碗，并表示愿意留下身上的一切财物，换一条活路。这一套话起到了作用，在一番不许报警的恐吓之后，黑老大放走了他们，逃出虎穴时，石野的衣服已经全被冷汗浸湿了。
　　几天后，石野等人前往位于广州市黄华路的省公安厅，汇报了在广州王圣堂采访时的情况。省公安厅对此十分重视，当即让有关人士对两人采访的经过作了记录，并指示广州市公安局和白云区公安分局有关部门，加大力度破获此案，彻底清除这一无法无天的罪恶团伙，维护社会治安。仅半个月之后，黑老大就在街头落网， 这一恶贯满盈的团伙随之树倒猢狲散。在公安部门努力下其他犯罪成员也正在陆续归案。石野和他的同事们，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匪窝，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为社会铲除这一大毒瘤立下了汗马功劳。
　
　　登报“叫卖”自己的人头
　
　　在采访过程中石野经常遇到意外的危险和困难，可是很多时候他是主动选择了去承担这样一种危险。因为帮助弱者和揭发真相，石野为自己赢得了赞誉，却也使他在十年新闻之旅中多次历经了威胁、封杀等种种遭遇。石野曾说过，履行记者的职责，为老百姓摇旗呐喊，是有危险的，然而作为记者，面对黑暗和丑恶，除了犀利的出击，我别无选择。
　　1998年，广东省公安部门出台了《广东省治安队员管理处罚条例》，因为有效整治了广东省一度十分猖獗的治安员边执法边犯法的混乱状况而大快人心。这背后起到极大促动作用的就是石野刊发在《南方都市报》头版头条，占一个整版篇幅的《吃霸王饭 打无辜人》和他登报“叫卖”自己人头的两篇文章。
　　事情缘起于1997年底，一名叫雷世东的市民找到石野，向他诉说了自己凌晨在大排挡吃宵夜的遭遇。因为看不过当地治安员吃霸王餐并打人的恶行，雷先生说了一句公道话，结果受到四五名治安队员的轮番毒打，还被逼写下了酒后闹事，愿照价赔付的欠条。接到这条线索时报社很多同志认为，保安员打人事太多，已经不能叫新闻了，石野却不这样看待，他认为广州屡屡发生保安员执法犯法的恶性事件，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条例，没有法律法规来规范他们，他希望用这件事情，来促使有关部门出台一个法规，同时也想通过呼吁，为伤者伸张正义。
　　进行了仔细认真的求证之后，石野的《吃霸王饭 打无辜人》发表，紧接着又采访了治安队员的主管单位，并进行跟踪的报道，这一系列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法学专家和市民纷纷针对这种现象发表看法。就从这时起，石野开始不断受到威胁和骚扰，有人明目张胆打电话到报社，扬言不停止报道就要以三十万取石野的人头。对这些石野都没有理会，他只抱有一个信念：打人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为弱者伸张正义，揭示社会的弊病，是一个记者的职责所在。石野向报社领导提出要把自己的照片刊登出来，他豁出去了，不是有人到处打听石野长什么样吗，这次让你看得清清楚楚！
　　罪恶的黑手终于伸了过来。一天深夜，石野写完稿子走出南方日报社大楼时，门口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为安全起见石野故意兜了个圈子，跑到附近去吃宵夜。吃完夜宵往家走时，广州大桥是必经之路，石野想骑着自行车冲过去，谁知刚一过那个桥，前面突然冲出一个人来，手里拿着铁丝，缠住了石野的自行车轮。转眼间那个骑摩托车的人来到跟前。前后夹击，又手无寸铁，开始石野用自行车抵挡，就这样挡过几次，石野体力支撑不住了，他看了看附近，周围没有人可以求助，惟一的办法只能是跳江甩开这些人了。没时间过多的犹豫，石野瞅准空当纵身跳下了桥，元月珠江的水刺骨的冷，他凭着坚实的体格游了一千多米才得以脱险。
　　危险也没有动摇石野的意志，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南方都市报》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跟踪报道，1998年2月，公安局终于将打人的治安员绳之以法，当事人雷世东也得到了赔偿。石野坚持不懈的采访和报道，使治安队员违法的事情引起了广东省公安部门、人大的高度重视，《广东省治安队员管理处罚条例》最终出台。
　
　　记者不能丢掉良知和道德
　
　　从当记者的那天起，石野就没有停止奔波，他从来没敢把自己所经历的危险告诉家人。以往每次趁工作间隙回乡探望父母时，石野都刻意对工作闭口不谈，他不想让年迈的父母再为自己的安危操心，父母一辈子都在操劳中度过，应该安享晚年了，做儿子的不能守在他们眼前尽孝，又怎么忍心还要让父母一次次担惊受怕。从王圣堂回来以后，妹妹无意中看到了他整理的资料，眼泪哗一下就来了，妹妹哭着说，哥哥你不要再冒险了，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爸爸、妈妈怎么办，我怎么办啊。看着妹妹流泪，从没掉过眼泪过的石野鼻子也在发酸。他受得住黑社会的打击和报复，顶得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可是面对自己的亲人的哀求，这个七尺男儿的心也在颤抖。
　　石野有军人的刚直不阿和顽强，但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次次的出生入死，一次次的不被理解，也使他感到疲惫和苍凉。
　　他也想过平凡快乐的生活，结束这种动荡和飘泊的日子，但当他再一次面对不公，面对弱者充满期待的眼神时，他就会忘记自己的安危，再次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很多人不理解他的这种“自我毁灭式的疯狂”，而石野的解释却很简单：“作为一个记者来说，不能丢掉自己的良知和道德，不能违纪和违法，不能偏见，不能媚俗，更不能做金钱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