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以发展为重心的时代。发展话题，往往因其议题的宏观与影响的重大，而与党报视角有着天然的契合度。尤其是近年我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党报新闻报道面临更大挑战，也大大激发了媒体创新意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发展却往往伴随着环境、生态代价的惨重付出，近年来，生态事件的频发，使党报的新闻报道日益面临一个严峻的课题，那就是如何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开阔的生态视野领跑可持续发展之路？
新闻视阈下的生态危机
任何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都必然带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水土的流失、水资源的污染与短缺、沙尘暴对绿地的侵蚀……种种事关生态危机的字眼日益频繁地出现在报端网络。以致于有学者称，目前的生态环境已经进入“高危状态”和“事故高发期”。随着国家对于可持续发展国策的战略转型，新闻媒体对于环境生态保护意识的复苏和重视，许多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随之暴露在人们面前。
生态话题绝非一个发展中国家才要面对的问题。2007年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警告说：“世界正处于重大灾难的边缘！”而发展中的中国并没有回避这一敏感话题，早在10年前，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司就编写了一份《中国生态问题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的生态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总体现状是“一方治理多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的问题十分严重。
2009年的岁末年初，有人在网上列出了一份近年中国重大水污染事件的名单，其中囊括了沱江水污染事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湘江镉污染、太湖蓝藻暴发等重大水污染恶性事件。据有关部门测算，仅2004年一年，水污染事故的总损失达到了2.54亿元，是前一年主要水污染事故所造成经济损失的10倍。而据国家海洋局发布的一份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称，我国近岸约25%的海域水质也已处于中度污染和严重污染状态。
近两年来，国内的一些影视剧组在风景区或自然保护区拍摄，致使当地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消息也是屡见报端。经媒体广泛曝光的，就有如《情癫大圣》剧组破坏神农架生态、张纪中导演的《神雕侠侣》剧组在九寨沟发生的踩踏神仙池事件等等。而关于电影《无极》剧组破坏香格里拉生态环境的事件，更是以一个特殊的新闻点，将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对生态事件的民生解读
生态环境突发事故绝不仅仅是局部、个体的事件，它往往与经济、文化、民生等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许多生态事件与百姓生活之间的关联不可忽视，如有些水污染事件已经直接影响到一片城区甚至整座城市的生活用水问题。这些问题处理不慎，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冲突，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因而，党报对于生态事件的报道应创新思维，拓宽思路，寻求事件背后的深层解读，以稳定舆情民心。
（一）生态事件与民生解读
相较之市场报，党报对同一事件的新闻报道视野相对宏观，从大处着眼，体现了党报应有的高度。但长此以往的结果，也使报道容易失之空洞、说教，而缺乏贴近性和说服力。而纵观近年来的一些新闻报道，我们可以发现，“华尔街日报体”的那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故事营构手法已逐渐为一些党报汲取采纳，使报道更具有了可看性和感染力。因此，党报对于生态事件的报道应着重体现为一种对生态事件的民生解读视角。这无疑是对“三贴近”原则的最好践行。
在2007年的太湖蓝藻事件中，作为无锡主要供水区的太湖受蓝藻污染，严重波及无锡市近200万人的生活用水问题，社会生活秩序受到极大影响。在太湖蓝藻事件出现以后，包括新华日报在内的党报都予以了深切关注。事件发生后的初期阶段，报道以民生为重，从蓝藻的具体成因解析，到对江苏省委领导在无锡现场办公整治太湖蓝藻的现场追踪，以及后续做出的苏州建成应急水源应对太湖蓝藻等报道，都从多个层面上体现了党报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
（二）“一城之伤”与“流域之痛”
党报生态报道绝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于一些生态事件的局部关注，除了以民生情怀对事件本身进行及时的发布与跟进，党报记者更应该以一种科学严谨的精神来探究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进一步呼吁人们的生态意识与环保信念，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体现党报的社会舆论引导力。
还以太湖蓝藻为例，在事件发生不久，新华社记者便撰写了《一城之伤流域之痛》的文章，指出无锡太湖流域暴发蓝藻尽管有天气、位置、水位等客观原因，但太湖治污绝非一城、一地所能及，流域协作治污刻不容缓。报道指出，不可否认，国家及太湖周边省市近10年来花了很大力气治理太湖污染，取得了一定成效，太湖水质总体稳定在四类水的标准，一些城市饮用水源地的水质甚至达到了二类或三类。但太湖是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目前它还在面临新的污染威胁，周边一些河流的污染水照样源源不断地流向太湖。从整个流域看，太湖仍然没有走出边治理边污染的怪圈。因此，一城之伤当属流域之痛。蓝藻的爆发表明了一点，太湖治理必须走出“高速公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旧思路，只有形成流域一盘棋的治污格局，才能真正见出实效。报道追根溯源，说理透彻，高屋建瓴，找出“一城之伤”实则是“流域之痛”的一个表征，消除生态伤痛的唯一途径就是流域协作。
一湖之伤，更是全国之痛。自2007年太湖蓝藻暴发引发供水危机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迅速把治理太湖上升到国家工程、国家任务的战略高度。江苏省委省政府以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为统领，把治理太湖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中之重，下决心根治太湖水污染问题。
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新华日报跳出事件性报道的思维模式，从今年9月8日连续推出“铁腕治污、科学治太”回望系列，对江苏两年多来筚路蓝缕的治太历程进行了一次全景式盘点。系列报道以《太湖治理：两个“最”字凸显江苏决心》为领头文章，陆续推出“产业篇”之《“库兹涅茨曲线”牵手“微笑曲线”》、“科技篇”之《从藻水分离看科技之手点石成金》、“机制篇”之《“排污权交易”从这里走向全国》、“工程篇”之《既要“扬汤止沸”更要“釜底抽薪”》、以及“体制篇”之《入湖河流，15位省长厅长当“河长”》等。这组报道立意高远，对“江苏决心”的具体内涵进行了精心的剖析和深刻的阐释：江苏绝不把太湖治理仅仅当作一场应急，而是追求从“局部控制”转向“综合良治”，并以“最严的法律”、“最高的标准”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从根本上还太湖以原有的碧波美景。
（三）新闻理念与体制保障
在人们开始呼吁绿色GDP，人类文明日益向生态文明这一概念迈进的当下，作为社会舆论引导主力军的党报，也必须深刻领悟到由此可能带给新闻理念的某种冲击与转型。
仅以对个体生态案例的报道和关注，根本无法形成渗透式的力量，与读者构成一种长期的生态理念互动。因此，一些媒体开始尝试通过固定的栏目、专题等方式，以各自的特色方式悄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态意识，也播撒着媒体的新闻理念。
《绿色空间》是中央电视台惟一一档以环境为话题的电视栏目。《绿色空间》依据国家环境保护决策，抓住国人环保意识出现逆转的机遇，向人们传递了一个现实的环境生态。《绿色空间》从2005年首播至今，已形成相对成熟的节目形态和风格，其栏目主旨便是以媒体的视角，科学引导地球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去年7月，在国家环境保护部的支持下，由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环保公益教育类栏目《环保启示录》也开始登录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套，并被视为中国环境保护宣传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而作为上海市最具影响力的都市报，解放报业集团下属的《新闻晨报》在国内都市报中首设了“环境（气候）新闻部”。部门目前有5人，主要关注全球变暖,能源节约,气候变化与人类、环保生活方式等领域内的新闻，其主办的“地球”专版在每周二至周五的A叠见报。报纸的整体定位决定了他们清晰的新闻理念。
以栏目乃至部门设置等的方式，来作为媒体生态新闻理念的机制保障手法之一，将更加有助于媒体形象的传播，而这一思路对于党报今后的发展方向无疑也有着某种借鉴意义。
新闻报道的生态视角与文化藩篱
当代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显然也喻示着我们人类社会对文明的又一次跨越。唐代孔颖达在注疏《尚书》时，就将“文明”一词进行了分解，他认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这其中的“经天纬地”，便是改造自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物质文明层面；而“照临四方”就是驱走无知愚昧，属于精神文明层面了。与之对应的人类生态环境，也由此有了自然生态、文化生态以及精神生态的层次划分。因此，媒体对于生态话题的关注，也应该不仅限于对自然生态的关注，更体现为对社会、文化生态现象的整体思考。
事实上，任何一种自然生态的危机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自然生态的变迁与社会文化生态的迁移，两者互为因果，它们还共同指向人类精神生态的更深层变异。美国生态学家巴里·康芒纳在其《封闭的循环》一书中提出的“生态学法则”，便认为“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关”。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也在其经典著作《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深刻批判了一味强调新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环境、生态后果。他认为，仅仅从经济学进行评价是不够的，也是片面的，我们还应从社会学、美学以及道德和政治等领域进行全面的认知与评估。
中国的学者也曾经指出：“人们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所看到的生态危机，最终会涉及这两者背后的科学和文化价值观念。事实上，在1970年以后，从西方社会文化的深层寻找生态危机的原因已形成一种强大的趋势。”而只有从文化的角度透视生态危机，再从解决生态危机的角度审视文化，才有可能寻找到一种适合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模式。
甘阳在其《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中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现代化，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只有最终落脚在一种新的现代中国文化形态上，才算有了真正的根基和巩固的基础，否则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或者将难以达成，或者甚至得而复失。”他的这种创见建立在八十年代的文化大讨论背景下，但对于今日的生态批评仍有其深刻的启蒙与借鉴价值。
因此，媒体对于当前的发展报道和生态话题的关注，应该建立在一种更为深远的思想背景下，和一种更为深切的追问之上。仅仅拘囿于对某些生态事件作出客观报道，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许多新闻性事件的背后，往往都可以找到一个最重要的源头，那就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如果将发展以及发展所带来的生态话题搁置在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生态的双重背景下重新进行打量，无疑有助于我们获得一种探察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性眼光，我们的报道无疑将更具思想厚度和文化内涵。
由此，媒体尤其是党报，在呼吁建立国家健全的自然、文化生态上，更应该打破文化藩篱，实现思想的跨越，以全新的生态意识来看待发展中的话题，这样就一定能够获得更为开阔的思想视野和认知能力，实现更高层面的社会舆论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