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记者也是广告人的周果所著《当代北京广告史话》深深吸引了我：

　　在清代还出现了“广告”这个词汇。清代夏仁虎的《旧京琐记·市肆》里记载：“旧日都门市肆也颇留心广告之术，特极幼稚耳。如黑猴公之帽铺，柜上踞一大黑猴，雷万春之鹿角胶，门上挂大鹿角。某扇铺之檐际悬一大扇。皆是引人注意。”这里面说的广告，跟现代意义上的广告一词已经非常接近了，这可能是古代汉语中第一次使用广告这个词汇。

　　1901年，袁世凯为讨好慈禧太后，弄来一辆第二代奔驰轿车后，这就为汽车成为流动路牌广告埋下了伏笔。

　　我国最早的商标法，是1904年由清政府颁布的《商标注册试办章程》。进入民国以后，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广告业也随之红火起来。民国广告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报刊广告的发达，晚清时虽然也有报纸印行，但规模和发行量都很小。民国时期报刊的发行量很大，阅读报纸已经成了社会时尚，民众都渴望从报纸中了解社会新闻。这就给广告的传播提供了最好的载体，反过来广告的大量刊登也促进了报业的繁荣。

　　当时北京最著名的报纸是《京报》，发行量很大，和上海的《申报》一起被称为民国初年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两大报纸。《京报》从明朝中期兴起，存在了400多年，在我国报纸发展史上有很大的影响。聪明的商家也把目光对准了《京报》，当时来刊发广告的商家络绎不绝，经常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刊登出来。但由于《京报》主要刊登社会新闻和政治评论，内容针砭时弊，信息量大，还有生动活泼的副刊，虽然深受北京民众的喜爱，但1912年却被迫停刊。

　　北京大学教员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新青年》，也是商家关注的对象。《每周评论》、《新青年》热情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抨击军阀政府，支持学生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深受进步青年和社会精英阶层的喜爱。《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也刊登了很多商业广告，主要是配合报刊内容的国货广告和书刊广告。这些广告不仅为《每周评论》、《新青年》筹集到了足够的办公费用，也配合了正刊的反帝反封建宣传。在版面安排上，广告的点缀也使正文显得更加活泼，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30年代北京的报纸更加丰富，有《晨报》、《实报》《北平日报》等数十种报纸，其中《晨报》是当时最受商家欢迎的报纸。《晨报》不仅刊登商业类广告，还刊登教育、文化、交通、婚丧、农业等方面的广告，《晨报》当时广告所占的报纸版面，超过了正刊的内容。报纸一半以上的版面都用来做广告，当今的报纸一般也很难做到，这说明当时的广告确实很红火。

　　民国时广告的载体不仅仅是报刊，广播电台的出现使广告的空间大为拓展。1927年9月，北京第一座广播电台——北京广播无线电台正式开播，随后又出现了燕声广播电台和华声电台。这些电台都是商业电台，也广播一些新闻消息，由于听众无法收取费用，电台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广告作为盈利的来源。但单纯宣传商品、商号的广告很难有较高的收听率，电台便把各路艺人请到广播电台，在播出娱乐节目的时候插播商业广告。当时电台主要请说唱类的艺人来做节目，去得最多的就是相声演员。像马三立、刘宝瑞、侯宝林、郭启儒，他们都在北平的电台中说相声，说一段相声播一段广告，当年有人称这种相声为“广告相声”。

　　当时北平还出现了专门承揽广告业的专业广告社，如“杨本贤广告社”、“岳松若广告社”等。这些广告社规模不是很大，能量却很大，一头为报社、电台、剧场、影院作广告代理，一头联系着各种厂家、商家，实行广告代理、设计、制作、播出(刊出)一条龙服务。

　　这期间全国的广告业尤其是上海、南京的广告业发展得更快，更加专业化。南京的橱窗广告、上海的霓虹灯广告、月份牌广告、美女广告盛极一时，红遍全国，形成了中国广告业的巅峰时期。30—— 40年代，冠生园的月饼广告常出现在京城的橱窗里，“华生牌电扇”的霓虹灯广告在京城也随处可见。著名的漫画家丁聪曾多次为《祖国在召唤》、《北京人》等剧目创作舞台和演出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