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卫报集团在其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说，它目前已有1.7万iPad付费订阅用户，已有80.4万人下载该应用程序。二者相加，表明《卫报》已经成功地将尝试该应用程序的用户中的2.1%转化为付费订阅者。在苹果抽取30%的佣金后，1.7万iPad订阅用户仍会为《卫报》提供每月11.88万英镑(或每年210万英镑)的收入。

　　《卫报》近日提出“数字化优先”战略，并认为该战略将把传统记者和免费工作的热情公民的努力结合起来，奔向“新闻的开放性未来”。愿望虽好，却遭遇伦敦市长的反对，市长认为，读者需要在书报亭里看到智慧。那么，虚拟报亭中有没有这种智慧呢?

　　在知名的报纸中，《卫报》看来像是会率先关掉所有的印刷机。它提出了“数字化优先”(digital first)战略，它的高管甚至说，数字版的可持续性商业模式将成为“《卫报》的使命”。《卫报》的经营负责人亚当·弗里曼(Adam Freeman)称，“数字化优先”战略将把传统记者和免费工作的热情公民的努力结合起来，奔向“新闻的开放性未来”。

　　弗里曼说道：“像许多产业一样，报业是偶然开始的，印刷机发明出来，我们用那种方式分发新闻。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做到数字化优先。比起关心平台来，我们更关心如何讲述新闻。”

　　2012年，这家亏损的报纸开始为iPad版收费，但显然还没做好数字化内容全面收费的准备。2011年，卫报新闻与传媒集团的亏损额是4380万英镑，而前一年这个数字更高，达5790万英镑。该集团拥有《卫报》和《观察家报》。

　　《卫报》iPad版的做法是，在两个礼拜的免费期限后施行付费墙。iPad版的转化率远低于《卫报》iPhone版用户的转化率——高达17%，iPhone用户每年为订阅支付4.99英镑，目前有8.2万iPhone用户订阅《卫报》。不过二者之间有一个重大差别——iPhone版应用程序只为用户提供少数新闻的无限期免费阅读。

　　相对于从平板或手机应用程序中获益，《卫报》似乎对其网站广告收益更感兴趣。它致力于开拓网络所赋予的机会来传播所谓的“开放”新闻(“open”journalism)。它的平板电脑版本相对纸版做了重新设计，同时也从《卫报》的免费网站获取内容。

　　卫报集团2011年从数字广告中获利1470万英镑，又从其他电子渠道获利3100万英镑，其中主要来自约会服务。这4570万英镑的数字渠道收入足以构成它年度收入1.96亿英镑的四分之一。不过它的税前亏损高达4380万英镑，部分原因可归于其在重建上的花费，而这包括为了打造一个“数字优先”的未来而辞掉员工的花费。

　　《卫报》长期的主编艾伦·鲁斯布里奇(Alan Rusbridger)想先在美国进行数字版试验，希望就此为英国的在线业务趟出一条新路，之后再全面停止纸质印刷。然而，卫报集团的所有者斯科特信托基金(Scott Trust)的受托人担心，《卫报》撑不了那么长时间。在过去几年，《卫报》发行商一直设法阻止报纸每年亏损4400万英镑，但增收速度非常缓慢，而且所有弥补性收入都被用于发展美国版和网络经营。公司被迫逐渐缩减《卫报》的发行规模，取消一些主要增刊。卫报新闻和传媒集团还决定在其650名编辑团队中削减100个职位。

　　在得知这家近60年历史的老牌媒体将缩减印刷版业务后，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专门撰文，捍卫传统媒体的存在价值。“如果你们停掉这个以油墨与纸浆为载体、承载着历史的印刷版报纸，那将是一场国家灾难。你不可能用‘在线’的方式还原新闻纸上的内容，互联网上充斥着色情与废话，我们需要在书报亭里看到智慧，我们需要在地铁里拿着报纸沉思。”但不管这个呼吁显得多么动人，恐怕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见证《卫报》彻底告别油墨与纸浆。

　　不过说到新闻的未来，更有意思的是弗里曼的这一段话：“它将是在报社大楼内的记者同大楼外的专才之间的一种协作……他们是专才，因为他们和记者一样关心那些话题。他们不必是教授。”

　　鲁斯布里奇则用一连串排比句更有力地诠释了什么叫做“开放新闻”。“旅游版在寻找对柏林了如指掌的一千人。环境团队试图扩大环境报道的范围、权威性和深度。国际报道组想要收获尽可能多的来自阿拉伯的声音，以帮助报道和解释那场春天的革命。体育编辑在想怎样才能更好地报道竞逐世界杯的32个国家球队。果真实现了这些，即使是全数字版，也不必担心新闻纸内容的“在线”还原，以及虚拟报亭中的智慧了吧。

　　评论编辑希望拓宽辩论的光谱，从政治思想家到科学家到神学家到律师……这家报纸正在超越一家报纸原有的界限。记者发现自己能够呈现更完整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