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世界的繁荣和政治经济从来不是共荣共生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俄国资本主义矛盾空前集中的时期，也是俄国美术发展最为复杂的时期。期间，也诞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政治的真实性和矛盾性给无数的艺术家们带来了无数的创作素材和灵感迸发。

而在我国，在新冠疫情重重发展令人心痛的今天，无意中促成了美术创作的繁荣。人们的美术创作空前绝后的涌现，但他们的动机是否像作品一样纯粹我们尚且不论，今日的美术界中是否有真正有责任有担当的人？“战疫”作品中是否有真正有价值，见证时代的作品？人们有此一问。

笔者在数百张“抗疫”作品中作了分析。除了极少数优秀之作外，作品大体分为两类：恶俗的与平庸的。恶俗之作实在一文不值，有亏道德、有害社会。平庸之作则好似模版印刷，毫无新意可言。若说其能做宣传标语也就罢了，但是见证时代实在有碍观瞻。这些作品的生存时间将很难超过疫情。

我们可以洞见那些能够记录时代，穿越时空的作品，徐悲鸿在1942年的第一届全国木刻展览会上被古元的作品打动，无疑是体会了作品中作者心中关于艺术的理想与抱负，中国的艺术家，所虑所思甚多，但艺术精神最是纯粹，容不得一丝杂质。

美术界一直有一个错误且固执的看法：任何会画几笔的画家，经过所谓专家的培训，皆可从事重大题材创作。这是一个谬论。在抗战疫情中，所有的英雄主义、奉献、牺牲、生命、良知等“抗疫”中呈现出的价值观，应该获得它所应有的尊荣形式。人类理想中的情操、悲悯、良知、生命和恐惧在艺术作品中都应该得到抒发，好的作品应当是就算传承千古也可感受到其间的精神力量并为之震动的史诗，而非一味的“颂歌”。

况且，人们只有站在悲剧面前反思，才能引导人们发现问题的本质，也只有悲剧性的象征、隐喻结构，才能将日常的奉献、牺牲、生命意识等，升华为超越性的力量。这这一切与所谓的“应急”和创作时间毫无关系，这与人类心底的悲悯有关，与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主义有关。

而艺术家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决不能用颂歌体和复制体浪费时间，只有感同身受的真实，才能使作品富有力量，引发人类共鸣。

写在最后。《大兵·瑞恩》们要的不是掌声、鲜花和荣誉，而是一个深沉又温暖的拥抱和，而我们——作为历史中心的时代记载者，难道不该为他们向历史、向社会、向人类述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