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浙江温州

　　“1月20日前请大家自行整顿，逾期我们就要采取强制措施对剩余的广告牌进行拆除了。”这是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下简称区执法局)对温州一些户外广告公司下发的最后通牒。

　　温州市户外广告整改始于2011年3月中旬。当时，一些温州户外广告公司去温州市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下简称市执法局)报审的时候，被告知已停止户外广告的审批与续批，市政府将要整顿户外广告牌。

　　“政府方面给出的理由是为了整治环境，认为户外广告造成了视觉污染，还占用了公共空间。”温州市广告协会副会长汪振林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

　　汪振林说：“开始我们都表示理解和支持，不过后来在执行过程中就走了样。从之前拆除违法的广告牌，变成了几乎将所有的户外广告牌一律拆除。短短两年时间，温州的户外广告行业几乎已经灭亡。”

　　“我为温州，广而告之，让家乡发展一往无前……”一曲温州市广告协会会歌犹在，但在今天的温州市区，法治周末记者看到，昔日林立的广告牌几乎彻底离开了人们的视线。温州市的整个户外广告行业正经受着一场生死考验。

　　“95%左右的广告牌都已经被拆除了，整个温州市区只剩下大概24块。”温州市广告协会户外广告专业委员会主任徐建康告诉记者，“原来温州大概有100多家户外广告企业，如今只剩下18家了。一些企业的广告牌甚至都已被拆光。”　　“户外广告行业是否该成为环境整治的牺牲品？政府这样‘一刀切’的做法是否合理？相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是否也在违法？”广告公司带着这样的疑问不断与相关部门进行交涉，期待能够得到回应。

　　但两年来，这些户外广告人听到的最多解释，也基本是唯一的解释是：“这是‘上面’作出的决定，我们只是执行部门，实在无能为力。”

　　为什么要“拆牌”

　　汪振林告诉法治周末记者：“2011年3月16日，那一天可以说是整个行业噩梦的开始。”

　　“针对停止户外广告审批的行动，市执法局通过市广告协会户外专业委员会召集广告公司代表开座谈会，最后定下来三点整顿方案。”汪振林给身旁的记者展示了一份材料。

　　法治周末记者看到，里面内容大致包括：一、没有经过审批的广告牌要拆除；二、占用公用绿化的广告牌要拆除，拆除后统一规划、进行公共广告资源招投标；三、有安全隐患的广告要拆除。

　　汪振林介绍说：“其间执法局陆续向各广告公司(经过合法审批到期的广告牌)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广告牌体整改与完成审批手续’。”

　　“近年来温州的绿化好了，市容环境跟上来了，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年来的市容整改行动，对整个温州来说也是个大好事。”汪振林说，“政府的出发点并没有错，这点我们都很理解。”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企业都是很自觉地将自己不符合规定的广告牌自行拆除了的。”坐在法治周末记者对面的另一家广告企业负责人吴永久接过话茬，“可是后来感觉这个事情逐渐变了味儿。”

　　“2011年8月中旬，针对违规违章广告牌的拆除突然变成了一场全体范围的‘大屠杀’。”吴永久继续说道，“几乎不问合理与否，只要是户外广告牌，都免不了遭受拆除的下场。”

　　“2012年1月16日，也就是农历的小年夜那一天，温州市掀起了一个拆广告牌的高潮。”苏忠鹏回忆说。他的那块位于人民路温州国际大酒店楼顶的广告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遭遇了拆除的厄运。

　　温州市马鞍池路拉芳舍茶室内，苏忠鹏向记者倾诉道：“我的那块广告牌位于整个温州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区，无论从建筑结构还是空间设计角度来说，都是最符合整个城市商业氛围的。”

　　“目前我们这个行业的确鱼龙混杂，所做的户外广告水平也参差不齐，有一些户外广告的设计和呈现确实给市容环境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汪振林叹了口气，“不过并不是所有户外广告牌都是如此，‘一刀切’的做法未免太过绝对。”

　　“当时市执法局表示尽快拿出规划方案，恢复广告牌审批。”汪振林说，“不过直到现在也没有正式的文件下发，更没有合理的规划方案出台，我们只看到了自己的广告牌在一个个地倒下。”

　　“实地拆除过程中更是乱象频出，诸如事前没有拆迁通知、街道办等机构的违规参与等。”汪振林表示。

　　“我的那块牌子拆除前就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苏忠鹏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而且竟然是由五马街道主任王赛娜带头实施的。”

　　当“拆牌”成为运动

　　“亲眼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广告牌就那么地倒了下去，我的精神也随着垮掉了。”黑蚂蚁广告公司的老总林佩蓉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让我最痛心的是去年的一次拆牌，刚听到这个消息我赶紧放下手头的事情奔到了现场。”她回忆说，“可无论我怎么哀求阻拦，那些人根本理都不理，最后还是强行把广告牌给拆掉了。”

　　林佩蓉呜咽着说：“我为了能够尽量挽回一点损失，就一个人留在现场看着那堆拆除后的废铁，希望这还能换来一点钱。”

　　当时天正下着大雨，林佩蓉也没有伞，就这样守着一堆废铁一直守到凌晨3点多。

　　林佩蓉的遭遇绝非个例，几乎所有户外广告公司的老总都有一段辛酸往事。

　　温州市广告协会副会长朱小瑚告诉记者：“我的公司建立至今已经有19年了，曾经是第三届中国百强户外媒体荣誉的获得者，年纳税大约200万元左右，可现在我几乎什么都没有了。”

　　“这两年折腾下来，大大小小306个广告牌都被拆掉了，公司更是债务纠纷不断。”朱小瑚表示。

　　另一位副会长麻丽芬说：“我的公司被拆除的广告面积已经达到了18000多平方米，只剩下两三块广告牌了。”

　　徐建康为法治周末记者提供的一份关于温州广告行业转型升级的调研报告显示，该课题组在2012年7月至8月曾调查了25家广告公司。

　　相关数据表明，早在当时就有其中17家公司在这次户外广告整治行动中遭遇了冲击，被拆除的户外广告共528块，总面积为71559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达1.2亿元。

　　“刚开始说要拆除大概30%左右的广告牌，各家企业也都没有意见，后来又变成了50%，再后来70%，此后不断扩大比例，现在眼看就要拆光了。”汪振林痛心疾首。

　　“当前温州整个经济发展都不景气，广告行业也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寒冬期，虽然对其进行整治规范存在着诸多利好，可是在这么一个不适合的节点进行，政府方面的考虑是否全面呢？”温州市广告协会秘书长黄华发出了自己的质疑。

　　“这已经成为了我们温州整个户外广告行业的灾难。”汪振林表示，“目前只剩下寥寥20几块广告牌了，再拆下去的话，我们这个行业恐怕就要彻底在温州消失了。”

　　“把广告牌一下子都拆除干净，这可以说是对一个行业历史以及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全盘否定。”徐建康将手里的烟重重地掐灭在烟灰缸里。

　　行业发展遭遇形象工程

　　“听说过‘六必拆’吧？这在温州可是有着响当当的名头。”一位当地司机师傅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温州这几年搞市容整改，‘六必拆’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政策，针对很多违规违章的建筑说的。”司机说，“你看现在这市容环境比以前好多了，我们老百姓也都享受到了这个实惠。”

　　“不过也让一些人因此倒了霉。”他继续说道，“就像前两年整顿三轮车，很多三轮车车夫就都‘失业’了，我一个搞三轮车销售的朋友也倾家荡产赔了买卖。”

　　温州市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执法监督处处长谷一超表示，“六必拆”是指党员干部以及其他一些公职人员的违法建筑必拆，沿路沿河的违法建筑必拆，有安全隐患的违法建筑必拆，妨碍城市建设的违法建筑必拆，顶风违建的必拆，大型典型的违法建筑必拆。

　　一组数据也显示，自2000年以来的10年间，温州市区新增违法建筑面积达1888万平方米。

　　这些违法建筑的大量存在，的确影响了整个城市的形象，让温州在世人眼中的印象分大打折扣。因此，市容环境的改造不仅是政府单方面的呼声，也赢得了当地市民的广泛欢迎与支持，其中甚至不乏一些整改对象自身。

　　可在另一面，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整改行动，却让许多企业突然遭遇了致命打击。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压垮温州企业金融链条的最后一根稻草，很有可能来自一项极受当地市民欢迎的善政“拆违”工程。

　　此前，温州资金链断裂的影响早已让众多企业寒入骨髓，企业老总跑路在当地人看来甚至早就习以为常。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市容整改的顺利推进，温州市政府仍在不断加大执行力度，许多行业的处境因此更是雪上加霜。

　　为了保证拆违能顺利推进，政府要求把拆违工作与企业用电、房屋产权登记、信用评定等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倒逼机制。

　　温州市的户外广告行业恰恰遭遇到了这一困境，此前管理部门不予进行资质审批就是政府方面选择了一条老路子。

　　“我的公司前期已经受到了资金链断裂的重创，又碰到了广告牌的强拆，公司运营早已瘫痪，现在还背了一身的债。”林佩蓉的遭遇也代表着一部分广告人的共同遭遇。

　　“温州的广告行业往往立足于本土，是当地企业进行宣传的一个重要口径，户外广告都没了，许多企业又失去了一个对外宣传的机会，对整个经济发展也十分不利。”汪振林告诉记者。

　　“一个朋友曾经对我说，原来到温州感觉整个街道热热闹闹的，可现在一片冷冷清清，一点商业氛围都没有了。”广告协会副会长麻丽芬打趣说，“我们广告行业都快没掉了，哪里还热闹得起来呢？”

　　记者了解到，对于目前户外广告行业遭遇的困境，当地许多相关部门都表示了理解与支持。

　　区执法局罗哲文科长表示：“你们的困境我们都了解，这个行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很清楚，政府方面肯定会考虑到为大家未来的发展谋划出路的。”

　　不过他也表示：“在当前的情况下操作起来困难太多，大家最好先行服从安排，等过了这阵子再商大计。”

　　“难道我们这个行业注定要成为城市形象建设的牺牲品吗？”汪振林无奈地追问。

　　当行业发展遭遇城市形象工程，究竟该如何兼顾双方的利益？这已是摆在政府与企业面前的当务之急。

　　难以走出的请愿“围城”

　　“我的公司最多一天曾经接到过120多个催债电话，一个讨债的公司曾经分别用5部座机、4部手机轮番打电话过来。”朱小瑚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广告公司户外广告牌体都是根据政府、业主承诺的使用期限与品牌商户签订的经济合同。”朱小瑚表示，“可当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法院起诉执法局等部门的时候，法院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受理。”

　　“更让人感觉不公平的是，我们起诉执法局等部门法院不受理，但是因此出现经济纠纷的客户来告我们，法院又全都予以立案。”吴永久接着说。

　　“拆到现在这种程度，至少也应该给这个行业一点补偿或者出路。”汪振林对记者表示，“但现在各公司基本都没有收到补偿，出路的问题也都是含糊其词。”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不断地向市里、区里的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从中能够得到一点回应。”汪振林告诉记者，“可是折腾快两年了，至今仍没有个水落石出。”

　　“甚至有次我都跑到市委去反映情况了，相关领导当时工作比较忙，只跟我说了句‘企业发展要转型升级’，就匆忙出去了。”朱小瑚告诉记者，“许多地方的门槛都快被我给踏破了，我的嗓子也快说哑了，可一切都无济于事。”

　　1月11日，仅剩的十几家户外广告企业的老总聚到了一起，准备发动一场两年来最大规模的“请愿行动”。记者也以随行身份目睹了整个过程。

　　从区政府办公室到主管城市规划建设的副区长，再到市委、市政府、市执法局、区执法局，一整天下来，这些企业请愿者几乎跑遍了所有的相关部门，得到的答复却基本只有一个“我们都是在执行任务，虽然理解你们的苦衷，可实在无能为力。”

　　据称，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对此次户外广告行业的整改行动非常关注，他在2012年4月13日还曾亲自批示：“我市广告行业……必须推进转型升级，应以此整治为契机，促进其健康有序快速发展。”

　　“目前相关部门也提出了两点建设性意见，包括发展墙体广告和拿出公交站牌的广告位作为补偿，只不过这两条路走起来都不是很容易。”汪振林表示。

　　“市委市政府曾经提出‘广告做在店招上，形象做到橱窗里’、‘墙体广告为主’、‘高科技户外技术的引进’等一系列具体要求，对此我们也曾组织人员对国内外多地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考察。”汪振林向法治周末记者展示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大多数城市都还是一种广告形式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情形。”

　　汪振林指出，尤其是考虑到温州的历史原因，LED屏对建筑本身的要求较高，目前适合做屏的场地较少，还可能对市民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光电和声音污染等，操作难度系数较大。这种思路很是新颖独特，不过眼下很难得到有效的应用与推广。

　　对于将公交站牌的广告位分摊给剩余这十多家企业作为补偿的办法，几乎所有企业都一致认为，这样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就那么一点广告位，加起来也就几百万元的产值，全部补给一家企业还差不多，这么多人分下来哪还够用。”一位广告公司负责人向记者倾诉说。

　　1月20日是最后的自行整顿限期。现在，这些户外广告公司负责人还想做最后的努力。

　　而让他们忧虑的是，一旦最后的20多块广告牌被彻底拆掉，他们也就失去了最后的根脉。

　　“等待我们与整个行业的，将无异于死刑的宣判。”其中一位负责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