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新政策的出台无疑让为数众多的派遣工看到希望。然而，在更多业内人士看来，要真正做到同工同酬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需要建立完全以绩效为导向的考核体制，在运营商这样的国企并非易事。
　　一、二元身份体制
　　身份问题仍然是众多派遣工难以言说之痛。“再怎么努力也是派遣工，”成为很多派遣工的无奈叹息。
　　目前运营商内派遣工与正式工采取了两套不同的职级体系，即使成为关键岗位员工甚至成为中层管理人员，同样面临因身份而产生的困扰。某联通地市工作人员老王的经历可见一斑，“我曾在原联通任县市分公司副经理，与网通合并后，与本人同一级别的副经理依然是部门副经理，而我们却被列为所谓业务经理。今年劳务工工资套改后，基本工资直接定为6级，不到1千，奖金绩效就别提了，即便如此，领导还安排与部门经理相对应的工作。”
　　“基本来讲，能进管理层很难，即使个别人到管理岗位，但待遇差一大块，活得憋屈”代表了现有二元身份制度下很多劳务派遣工的现状。某地市一位正式员工告诉记者：“劳务派遣工的最高岗与正式员工的最低岗还是差距很大的。”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劳动力市场系主任丁大健表示，劳务派遣方式，由于员工由劳务派遣公司派来的劳动力，用人不管人，劳务派遣的保险由派出的企业去办。本来应该同工同酬，但是很多保险、福利，不是本单位的人，所以就导致差异的产生。
　　但对于电信运营商等上市公司而言，在国资委考核机制下，大量使用派遣工成为运营商能交一份“漂亮”成绩单的有效方式。在很多地市公司劳务派遣工比例超过50%，以河南桐柏联通为例，共有员工150人，其中正式工65人;劳务派遣工85人。
　　业内人士表示，国资委对运营商一般都有人均生产效率的考核要求，而劳务派遣工并不算入整个公司的编制，在财务报表上，其费用一般也不体现在人工成本一项而计入其他费用。
　　二、身份破冰
　　近年来，随着通信市场竞争的加剧，运营商业务发展与人员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倒逼运营商进行人力资源改革，很多省运营商尝试了劳务派遣工的“身份破冰”。早在运营商重组之前广东联通等联通公司就实行了打破身份界限，给予优秀派遣员工转签正式合同的激励。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移动公司开始尝试劳务派遣工转正，2011年起近十年来未有劳务工转正的山东移动开始启动劳务工分批转正。山东移动相关人员表示，“去年全省转了1000人，平均每个地市50人左右，今年可能还是这个规模，逐渐转聘。”
　　四川移动、河北移动等地规模转正也在进行中。四川移动某地市工作人员表示，今年四川移动计划800多名劳务派遣用工转正，且年终奖金向一线倾斜。河北移动某县公司工作人员表示，“河北移动也在转，我们县13个名额。参加社会招聘和代理合同工转正一起进行的考试和面试，通知已经下了。”
　　其一方面反映了运营商业务发展与人员需求之间的矛盾，某地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地用户三年间增加了300万人，然而人员却只增加了不到100人，正式工每年全省只招三四十人，聘用工也留不住。另一方面，近几年通信业工资收入与几年前相比竞争力相对下降，加之通信业工作需要一定的经验，正如知名博主马继华所言，留住内部人员成为运营商的选择，劳务工转正将成为一种趋势，电信研究院研究员刘涛也表示，随着新劳动法的实施，运营商不能像以前那样使用派遣工。
　　对于劳务派遣工的转正，在执行过程中也会遭遇“是否公平”、“是否导致寻租”的疑问。某省公司电信人员直言“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据悉，各地转正的标准各一，有的按照工作年限，有的按照现有岗位职级和绩效。但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严格的标准并做到公开透明才是“相对公平”的做法。
　　转正后的劳务工只能是正式工里的最低岗位，有业内人士表示，这是在变相的规避同工同酬，比如，劳务工A与正式工B做同样的工作，前者每月1000元，后者3000元，公司为A转正成正式工的最低岗，仍然是1000元。这样A实现了身份上的转变但并不能同工同酬。
　　三、同工同酬难
　　电信运营商在劳务派遣工用工机制方面的尝试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然而，同工同酬的实现仍需要很长的路。2008年，《劳动合同法》就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但5年来，同工同酬遭遇执行难，据统计显示，干同样的活儿，聘用工和正式工，收入甚至会相差10倍。
　　刘涛认为，“目前做到同工同酬很难，首先，这个工怎么来定义与衡量，除了要做同样的工作，还要达到同样的工作效果。”刘涛表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在制度设计上，将劳务派遣工与正式工两套岗位评测体系有效融合。其次就是增强员工的归属感，给予员工更多的关怀。
　　业内人士表示，要解决此问题，除非是建立完全以绩效为导向的考核机制，收入完全跟绩效挂钩，类似保险、房产等，但对于电信运营商这样的国企又不现实。
　　此次修订明确提出用工单位应当按照同工同酬原则。如果派遣工没有享受同工同酬，可以向人社部门反映，用人单位要提供分配办法，证明“同工同酬”。对此，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韩文甫称，新法规的施行是保障公平的一次进步，但不代表员工间的不平等问题会就此解决。“假如哪家单位违反了新法规，那员工该找谁维权，谁又来对单位进行处罚”是一个问题，“劳动部门不来主动管，员工自己维权的成本比要求的利益还高”，这也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