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斯蒂文克臣(Stephen Kurkjian)是我在《波士顿环球邮报》(The Boston Globe) 的导师，其实我一天也没在他的编辑部门工作过，但他却是我认识的众多美国新闻人中最为敬佩的人之一，当然他也是美国报界最为著名的新闻调查记者之一。记得刚到邮报报道的那天，人事部的人就告诉我，暂时先借住到邮报新闻调查部编辑斯蒂文克臣家里，过一段再搬家。可没想到这一住就直到我离开邮报为止。这次我的回访是在斯蒂文位于波士顿郊外普利茅斯的夏季别墅，在这个静谧的大西洋海边，我又一次游历了斯蒂文 极具色彩的新闻人生。

　　调查记者的公众使命
　　斯蒂文今年63岁，3月份刚刚从工作了38年的邮报一线退下来。现在，他将用三年时间专门为邮报采写一本,有关那起震惊世界的波士顿艺术品盗窃大案的调查书籍。在斯蒂文的新闻旅程中，他共获得三次普利策奖和25个国家和地区新闻大奖。美国媒体行业对他的评价是美国最有价值和最著名的新闻调查记者之一。的确，他最后一个普利策就是有关那个震惊世界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孽童案的系列揭露报道。
　　在《波士顿环球邮报》编辑部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部门，叫“聚光灯”(The Spot Light)。“聚光灯”组的编辑记者都有非常强硬的韧性和不惧势力的勇气，因为他们的报道任务就是有关监督政府是否制定和实施了利民政策，司法是否秉公执守，社会黑暗是否被足够深入地跟踪和揭露。表面上看，他们比每日新闻记者要松散，不用日日下午被逼截稿；但为挖掘出事件的真相，他们永远面临着未知的风险和挑战，这也可能就是斯蒂文 认为的调查记者的魅力。他曾告诉我，在采访的众多事件中，接触的多数部门都试图或多或少地掩盖什么；但只有记者把寻找事实真相作为终极目的。2002年，“聚光灯”小组对美国天主教组织结构中存在已久的性孽童丑闻，不畏重压和最终势如破竹地揭露，就是抱着如此的责任和使命。
　　其实，早在1993年斯蒂文 就曾报道过波士顿一天主教教士性孽童的案例。当时的地区大主教对他的曝光很是不满，但受害人最终同意进行经济私了，教会更乐得不提交司法程序。违法的教士未被开除，而是换到了另一个教会。斯蒂文 对教会只赔偿却不改革教会管理表示气愤，但囿于受害人的要求，此案只得终结。
　　2002年初，在加盟后来的天主教性孽童案采访小组之前，斯蒂文 正在协助FBI做9/11后波士顿潜在恐怖分子的调查。当教会性孽童案越滚越大，邮报主编特请有20几年调查记者经验的斯蒂文 加盟孽童案小组。然而，采访却遇到了来自教会组织的重重阻碍，新英格兰地区的红衣主教博纳德劳(Bernard Law)，担心邮报如果揭开了掩盖多年涉及广泛的教会性丑闻，教会将失去已经日渐乏力的社会影响力和社区权利；而地方政府为了不得罪教会，也没有特别的鼓励和支持。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第一轮调查报道刊登后，邮报持续收到很多来自新英格兰教区的控诉信和电话。由于报道的影响面极大，这次地区大主教不得不又一次表示由教会付钱，即每个案例经济赔偿10万美元左右。通常，受害人拿70%，30%归代理律师。无疑，这又是一个掩耳盗铃的策略。邮报在此时扮演了重要角色，即继续揭露，并鼓励受害人和其代理律师拒绝经济赔偿，坚决要求走上司法程序。
　　历经一年契而不舍的孽童案调查报道，最终以最大性孽童犯波士顿天主教牧师约翰吉欧根(John Geoghan)被绳之以法判处10年监禁；波士顿天主教大主教区支付近13亿美元　历史上最大赔偿金给1500多个当年的孽童。而且，这一揭露还星火燎源到美国其他州和世界各地的罗马天主教区。最终在邮报领军的全球媒体暴风骤雨般的舆论压力下，天主教宗保罗II世被迫在梵蒂冈召开美国红衣大主教大会，承认性孽童是犯罪，并决定改革教会管理体制，而且将从教会中驱逐出性孽童的牧师。
　　籍此，斯蒂文 和他的团队在2003年5月获得了普利策奖中最被关注和最为重要的奖项---公共服务奖。这是在有新闻记者诺贝尔奖的普利策奖中，最让同行倾慕的表彰，因为它是彰显为公众利益而付出的贡献奖。
　　我问斯蒂文 是什麽如此吸引他坚持作调查记者，尤其在遇到重重障碍时。他认为在美国作调查记者非常受人尊重，因为这类记者的主要责任就是要寻找公道，主持正义；另一方面调查记者必须事必躬亲地拿到各个环节的第一手资料，这个过程常常极为曲折，但又充满挑战；第三是调查记者需要大量的独立思考，这对一个记者而言是非常难得的拓展自身能力的机会。当然，这也需要无比的细心谨慎，因为每个事件通常涉及很多复杂的背景关系。

　　五年的华府岁月
　　在斯蒂文 38年的新闻经历中，其中有五年是在华盛顿作邮报的首都记者站站长。那时正是里根主政的冷战时期，因此作为白宫记者的斯蒂文 得以亲历了很多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结束冷战的激荡人心的历史场景。
　　1986年，邮报当时的主编找到斯蒂文 ，讲到华盛顿记者站一段时间的报道越加呈现主观评论性观点，而时时的时政新闻却明显力度不够。他希望善于挖掘新闻的斯蒂文 能统领几年华府记者站的工作。斯蒂文 虽然不舍得以司法时政为主的调查新闻报道，但作几年白宫记者显然是所有主流媒体记者都渴望的梦想。就这样，斯蒂文 与家人在华盛顿一下就呆了5年，直到1991年。
　　作为华府的政治记者，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与实力强大的如《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这样的顶尖报纸竞争。斯蒂文 手下有十几个编辑记者，覆盖白宫，国会，五角大楼和华府地区的相关政治新闻和评论。那时采访白宫的记者被分得很细，每次总统出访仅报纸记者就有40多人，而业内也称跑白宫新闻的记者为“圈子记者”（“Pool Reporters”）。５年的华府经历使斯蒂文有机会站在一个更大的视角，去面对世界和美国社会出现的问题。
　　在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之前，东欧政局普遍动荡，这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冷战结束前进行的最后较量。在波兰，以瓦文萨为代表的团结工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主持的政府之间矛盾更为尖锐。1987年9月，美国总统里根委派副总统乔治布什出访波兰，并希望美国能扮演缓和波兰政府和团结工会间矛盾的角色。斯蒂文就在当时出访的随行记者团中。在布什出访波兰的日程中，布什曾邀请瓦文萨与他共同到华沙科斯特卡教堂二楼阳台上一起同群众见面，鼓励民众支持国家的变革，并由此有了那个著名的“雨中讲演”的典故。此外，布什还特别在行程中为瓦文萨安排了一次在美国大使馆的午餐会。这个午餐会后的会谈最终被布什延长了3个小时。由于其远远超出了白宫对布什出访会谈的计划，因此并未安排翻译。所有记者都顿时手足无措，斯蒂文 凭直觉认为这将是一个对未来波兰走向起重大影响的会谈，而且也将有助于美国人了解美国将在此变革中扮演什么样的政治角色。他迅速找来一个参加宴会的波兰人作临时翻译，并帮他记录下了10几页有关这段历史性会谈的内容；之后他选取了合适的角度，发表了一篇独家特别报道。事后，他也从布什的白宫新闻顾问那里证实，3小时的谈话的确完全超出了白宫对布什出访会谈的期待内容。有关这次会谈，《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位记者回到美国后，还专门就各路记者面对突发事件如何各显神通寻找采访方式，做了详尽的报道。

　　做律师还是做记者
　　回望斯蒂文的新闻旅程，他最初的人生计划并不是作记者，而是立志成为一名律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人生追求的方向，并坚定了他的目标。
　　斯蒂文1966年从波士顿大学的英语专业毕业。接下来的一年他继续在法学院深造，同时在马萨诸塞州州长办公室的司法组作了一名职员。那个期间，正是美国政府陷入越南战争和黑人争取民权斗争的时代。斯蒂文目睹了太多的政府腐败和社会不公，也接触了一些司法记者。他渐渐觉得通过他在政府的工作，很难帮助揭露并扭转社会的黑暗现象。正好在《波士顿先驱报》(Boston Herald)工作的母亲告诉他，《波士顿环球邮报》(The Boston Globe)有一个都市版记者的职位。原来这个职位是一个叫大卫的记者，他刚刚被应征入伍，准备去越南打仗。斯蒂文就这样作了记者，然而最初他还是非常留恋未来的律师梦。为此，他坚持业余读完了法学的硕士学位，并拿到了律师执照。但那个和他年龄相似去从军的邮报记者再也没回来，此事深深地刺激了他。斯蒂文仍然记得他和大卫在其离开邮报前最后一天的谈话。大卫除了给斯蒂文一些业务上的指导，还特别提及记者绝对是一个让人着迷的工作。
　　的确，斯蒂文最终在新闻行业投入了自己生命最富有创造力的38年，并从没有停止过挑战和超越自己。他在1972年获得第一次普利策奖后，就被提升为邮报“聚光灯”组的编辑。但直到今年他退出一线的高级编辑和管理工作，斯蒂文从来没有放弃过亲自采访和报道的记者工作。在我结束度假，准备离开波士顿的前一个晚上，我还幸运地跟随斯蒂文体验了他独特的采访经历。我们在警察局等待，并最终拜访了那位一直不愿接受采访的波士顿警察，他是17年前第一个见证迄今仍是史上最大金额（超过3亿美金）的艺术品盗窃现场的人。
　　告别波士顿，我记起斯蒂文提及的大卫，那个战死在越战中年轻的邮报记者。我想斯蒂文也正是在用其一生的好时光和大卫分享这个“令人着迷的工作”吧！(王冬月 作者为媒体投资顾问和分析师，现在纽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