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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东:“告别”媒体的日子     

朱学东:“告别”媒体的日子



“流水账10月23日。


一早起来,选了威廉斯塔福德的小诗《秋风》,我觉得非常的对我胃口。

把《被禁锢的心灵》的尾巴读完。


上午在家,把台湾人看大陆的文章全部看完,又看了部分大陆人看台湾的文章,都不错。

发了两条微博……”


“流水账10月22日。


……


早上5点一刻闹钟就响了。起床,喝水,晨抄,选了曼德尔斯塔姆的《我没有,你没有》,这首诗写于1936年12月,这个时候他在流放中,距离他肉体消失于世界已经不远了。我喜欢这样的表达。这也是对一个诗人的热爱。


今天太座车限行,我负责送丫头。太座建议我少批评丫头,丫头不敢跟我提,跟她妈妈提了对我的意见,我很高兴,有要求就说明她又长大了。


路 上丫头跟我聊为什么要学习的话题,这个是一个基础性话题,我很难在几分钟内将我对人生的理解告诉她,不过,我告诉她教育是人长大得以遇到更多世界的基础, 我现身说法,却也不功利,跟她讲了我和我弟弟不同的人生道路,我建议丫头11月初放假回老家问问叔叔,为什么这个时候叔叔开始了与众不同的学习,或许对他 也没什么用。


丫头听进去了。我很高兴。


目送她背着沉重的书包进了校门,我调好咕咚和三星健步器,开始步行。

……”


朱学东称自己的人生为“流水账人生”。


他几乎每天记录自己一天生活安排以及感受,林林总总,平实简单。抄读诗歌,读书,记录生活。这个习惯延续多年,离开中国周刊后,流水账生活继续,并加上一项——暴走健行。


王尔德说,起先是我们造成习惯,后来是习惯造成我们。


朱学东坚持并已成为享受的晨读、晚课、走路,甚至抄诗,竟然感染了许多年轻人效仿。好的行动,即便只是去效仿,一旦真的养成习惯,便也会产生许多向善的力量。


一个人,能影响着许多人,自有其道理。若是明星登台面向粉丝,总要化妆打扮,扬长避短。朱学东不是明星。而且他晒了自己的很多缺点。但他确实有很多粉丝,一口一声“朱老师”,然后要把自己抄写的诗歌拍照传到微博给他看。


坚持着的习惯,造就着一个人的自我认同,而这些坚持背后其实是一个人对于世界、对于自己的理解。朱学东在微博上设了个话题“和朱学东一起抄诗吧”,响应者众,当然不是因为抄诗这个习惯有多迷人。这当中隐含着一些共鸣的味道,关乎着对精神世界的探寻与追慕。


很多人欣赏朱学东,是因着他对传媒业的理解和坚守,也是因为他的真性情。他也常常结交性情中人,酒局则是生活中的关键词之一。问离职生活如何安排,他会不忘加上“以酒茶会友”这一项。


离职之后的生活,朱学东称“完全是自己的了”,不用牵挂选题、担心审稿不过、头疼杂志经营,和家人有了更多相处沟通的时间。


但 他依旧很忙。长年来对社会、对传媒的思考并没有因为离职停下来。离开媒体,朱学东也依然思考媒体业的问题,并继续记录关注这个行业的变化。恢复“自由 身”,朋友的邀约自然也更多了。他的太太说,他现在似乎比以前更忙了。许多同行信任朱学东的专业判断,邀他做讲座、参与论坛、撰写文章。9月份,本刊采访 朱学东时,他从香港大学访问两周刚回京。


朱学东对传统媒体有着深厚的感情,同行称他为“媒体界最后的士大夫”。《中 国新闻周刊》出品人朱德付则如此表述:“我说朱学东是最后的士大夫,因为最终留下来的一定是文字、思想、观点,一定不是财富。我们看中国历史,没有看到谁 有钱留下的,没有一个,留下来的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传统媒体还是有价值的。可能活得不是很体面,但是内心还是有坚持。”


而在早前,朱德付离开京华时报时,朱学东曾撰文《京华时报总编朱德付离职启示录》,谈到制度价值与个人能力的冲突问题,认为“英雄退出成为一个必然而且正常的选择”。或许也是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


对于传统媒体,朱学东离职之后的思考更加透彻,在腾讯《大家》上发表的“反思传统媒体系列”集中表达了退离媒体后的思考。此外,朱学东还写了许多观察媒体的文章,有一天他这么说自己“发现自己简直是个疯子,3月不含流水账,竟然还写了7万多字!”


这 样的书写,虽有朱学东自己笑称的“为了养家糊口”这个动力,但探及深层,自然还是因为关于媒体的理想和情感。正如他说,媒体业最大的失落是精神和信仰。他 同样承认:“过去我们看到的坏的个案,今天却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所以,也越来越无力。”但即便如此,“还是要去努力,否则内心无法过去。”


对话朱学东


“我会作为一个个体的记录者,守护自己的传媒理想”


记者:那么,您之告别中国周刊,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是放弃了媒体理想,还是暂时退后看一看?


朱学东:我退出其实没有一点悲壮,也不是放弃传媒理想,完全是败军之将的结果。


杂志名周刊,以月刊出版四年半,在社交媒体时代一本名为周刊的杂志只能做月刊,自然有许多苦闷和不方便为外人道的秘辛。四年半中,我和团队百般努力,也算是让这本杂志的内容和型态在纷乱的杂志市场立住了脚,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赢得了不少赞誉。


但 是,我们在经营上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最初组建的经营团队因为同时还承担其他业务,也不熟悉杂志的经营,致使杂志一直陷于被动中。而我个人因为对此既无 兴趣也无经验理念,最终导致杂志一直没有摆脱困境。我后来总结说,如果我以一种创业者的心态而非总编主编的心态去做这本杂志,或许结果就不一样了,但我也 不可能有创业者的心态,这是性格造成的。但历史不能假设,所以离开也是正常的,虽然杂志方面并不想我离开。


我放弃这本杂志,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媒体理想,我也没有暂时退后看一看的心态,我这种人,做事从来都很决绝,既然放了就不再回头。但我会作为一个个体的记录者,守护自己的传媒理想,让追索真相关怀社会的理想,贯穿于我作为个体记录者的笔下。


记者:决定离开中国周刊,必定经历了许多挣扎,这些挣扎包含什么?


朱 学东:决定离开中国周刊,自然会有百般挣扎。毕竟这是自己一手打造的媒体,倾注了自己的智慧情感,上面充满着我个人的印记。放弃它,某种意义上就是放弃了 自己打造一本心仪的严肃杂志的理想——毕竟我年纪不小了,也很难碰到我这本杂志这样的投资者,这对自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其一。


其 二,做一本名叫中国周刊(虽然它只被允许出月刊)的杂志,也意味着自己追求的高度,要与“中国”两字匹配,但我不会去宏大叙事,我希望通过个体命运的叙 说,去向读者呈现介绍我们所触摸到的活的中国,和生活在其中的个体们的命运。放弃这个平台,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自己表达途径的阻塞,这对于渴望关怀社会的人 来说,自然也很痛苦。


其三,中国周刊的采编团队,也是跟着我和中国周刊一起成长起来的,我与他们之间有着很深的情感,放弃这样一支富有理想和朝气的团队,也是一种极其痛苦的事,本该带着他们一起走向未来,但却半途而废了,自是愧疚。虽然后来他们的工作都不错。


其四,做杂志花了投资者不少钱,投资者是我个人朋友,基于对我对社会认知的肯定,他支持我做了这本杂志,赔了不少钱,我自然抱愧于他,虽然他一直劝慰我不必在意,但不在意就不是我。


其五,杂志做了这些年,也累积了不少对我们殷殷期待的读者,但我却让他们失望了。


当然,作为杂志界有些浮名的我,没做好自然也会有丢脸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觉。对不起自己的付出,对不起家人的支持,对不起那么多朋友的支持和期待。


“完全是自己的了”


记者:离开是一种选择,有时是出于对所在位置的放下、告别,或是希望结束某种状态,但有时可能是因为前方有引力,对您而言,是怎样的情况?如果说选择现在的状态有其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


朱学东:对我而言,很简单,离开就是接受失败的结果,没什么的,就像我太太说别纠结了,辞了吧,大不了我养你。这也算是临门一脚吧,虽然我知道她的收入也养不了我。但我内心充满感激。这就是理解和支持啊。


现在的状态最吸引我的,有两个,一是有时间与孩子在一起了。我过去工作很投入,很少顾及家里,虽然知道家里有一只小鸟在慢慢长大,但常顾不上。这半年来我有相当时间陪她,这让我自己有了巨大的收获,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


其次是自由。一下子卸脱了职业包袱,不受职业职务的羁绊,能够更多地读自己想读的书,写自己想写的文章,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却完全是自己的了。


记者:现在每天会做些什么安排?


朱学东:接孩子,给家人做饭;读读书抄抄闲诗,写写不咸不淡的文章养家糊口;暴走健体涵养意志力;以酒茶会友,到处走走,顺带记录一些发现。仅此而已。


记者:很少有媒体老总有这样的机会,停下来,休息,沉淀,思考,您现在有一段这样的时光,您觉得这样的“暂停”,带给您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朱学东:我过去所认识的媒体同行,没有一个像我那样奔忙的。如今休息,也不是什么暂停。与过去相比,不用操心选题不用操心审稿不过了,很轻松,同时还能与孩子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本该就是生活的重要内容,但我过去忽视了。


我依然思考媒体业的问题,也会继续记录关注这个行业的变化,这跟过去没多大差别,过去我也这样。所以,不能说停下来。我太太说,我辞职后反而比过去更忙碌了。确实这样。


记者:即使离开中国周刊,但想必您的邀约还是非常多,有很多媒体朋友的见面,或是参加一些活动。这当中也一定有许多有意思的交往,有意思的人。和这些朋友在一起会探讨什么?有什么有趣的经历?


朱学东:邀约自然不少,还是有许多朋友相信我的专业判断,参加活动也很多。交往不外乎念旧,同时分享这些年的经验教训,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关注。


记者:您选择一些的活动安排以及朋友的往来,会抱持怎样的初衷?


朱学东:没什么,就是凡事要认真,相互尊重,然后我自己有能力做好。


“还是要去努力,否则内心无法过去”


记者:从《南风窗》到《中国周刊》,到现在,您关于媒体的理想或者思考的方向,有怎样的变化?对于过去的一些做法或说法,比如在做《中国周刊》时,您曾说“想在有生之年为大家呈现一本中国应该有的杂志,无论是理想、信念、我们呈现的方式”。如今去看又有怎样的心境?


朱学东:基本的价值立场并无改变。唯一改变的是操作层面的经验,就是从过去相对比较空泛的宏大叙事式的议论,转到更注重个体命运的叙说上,尤其是普通人命运的叙说上。


当然各种原因造成了我未能实现当年所说的目标,但它这五年,已经呈现出了它想追求的雏形了。这一点我很欣慰。


心境自然有变化。过去我们看到的坏的个案,今天却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所以,也越来越无力。但即便如此,还是要去努力,否则内心无法过去。


记者:是否考虑回到媒体?


朱学东:不会。

“很难相信,靠到处摘抄不守规矩的新媒体, 能够有未来。”


记者:曾经您也说过,新媒体对于传统媒体最大的冲击是心理上的。在您执掌《中国周刊》的几年中,在这一点上又有什么体会?如今您如何看待新媒体与纸媒的关系?


朱学东:我做中国周刊,没觉得新媒体可怕,反而是给传统媒体插上了翅膀,过去中国周刊其实是新媒体技术进步的受益者。今天如果继续做一本严肃的杂志,也会是这个心态。


新媒体代表未来方向,但今天看到的新媒体未必。我很难相信,靠到处摘抄不守规矩的新媒体,能够有未来。


传统媒体自然会式微,会死掉很多。本来很多早就该死了,但他们却还活着,靠敲诈勒索靠公帑输血,而毁坏了市场正义。


但提供严肃内容的杂志依然会存活。可惜,很少有人明白这个道理。因为如今大家都有一颗做马云的心,而再也没有种好一亩三分地的心了。


记者:现在暂时从媒体跳脱出来,但始终在思考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媒体的现状与变革,是否对于媒体发展有一种与往日不同的看法?


朱学东:对于媒体的发展,我的观点至今未变。


记者:在这个视商业成功为最高价值的社会里,您觉得媒体的责任何在?如何平衡媒体的社会责任与商业价值?


朱学东:媒体的责任在于当了吹鼓手,加速了这一过程,所以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平衡社会责任和商业价值,几乎不可能。


记者:您如何看待媒体的内容与渠道之争?


朱学东:这没什么好讨论的,没有真正的内容,最好的渠道最终也是卖垃圾,卖垃圾只有一类东西能持续,就是游戏和毒品。


没有多元的渠道,没有好的渠道,有内容也不行。今天我敢呆在家里,也是因为渠道和平台的多元,否则给传统媒体写稿,最好的稿子也无法养家,不仅稿酬太低,还有沉重的税负压力。

记者:好的杂志团队要拥有怎样的元素?


朱学东:理想活力,专业训练,职业操守,精神领袖,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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