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学的时候，新传院绝对是陕师大的风云院系之一。如果你在清晨的校园里听见此起彼伏的咿咿呀呀的怪声，那绝对是新传院未来的主持人们在练声；如果你在该上课的时间碰见一个顶着巨大黑眼圈的生物游荡回宿舍的方向，那一定是熬夜剪片子的未来编导要回去补觉。是的，这一群在陕师大古朴又略严肃的校园中显得格格不入的人们，都是新传院的同学。
每逢大型活动，新传院带出去的队伍总是体现着一点与众不同，不单单是那一群从人群中一眼就能看见的漂亮姑娘，还有各种标新立异过目难忘的造型。到现在我都记得，毕业那年发了一件荧光绿的T恤，拿到它的人无不大呼难看，于是各种改造就此展开。短短一晚上的时间，在除了剪刀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我们愣是把这件衣服改出了无数个可以称之为时装的版本：简洁的露腰版，大尺度的露肩版还有撕成布条的朋克版。总之，再穿出去的时候，你的目光绝对不会停留在它的颜色上太久。
这就是典型的新传风格：特立独行，与众不同。
这种风格也延续到了我毕业之后的工作当中。那时候，作为一个地道的北方姑娘，我没选择留在西安，也没有北上回家，而是带着一脸蒙圈的状态从实习的报社请了两天假就直接杀到北大参加了云南电视台的考试。这个选择本身就有点儿勇敢，背井离乡，一个人都不认识，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在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如何办好春晚的命题作文之后，我坐到了面试官面前。一排西装革履面色严峻的领导让我瞬间有一种回到校园的严肃感，所幸这群电视人什么样的妖孽都见过，再问了一堆关于做节目的想法和未来规划之后，终于有一个白头发的爷爷被我回答中一个不着调的评论给逗笑了。（后来当我再一次碰到这位亲切的台领导，一紧张真的管他叫了一声爷爷，他哈哈一笑说，你还是这么有趣。
然后在那年七月，我开始正式成为了一个电视人。
一开始，我被分到了一个纪录片栏目做编导。说是编导，其实那时候的工作更接近与撰稿加上后期编辑。即便如此，在这个基本用不上什么个人发挥的岗位上，我依然贯彻了严肃不足，活泼有余的风格，写出的稿子字里行间偶尔会流露出轻松愉悦的调调，制片人常常拿着稿子哭笑不得，改起来都无从下手，只能分一些猎奇题材比如吸血鬼、越狱什么的让我自由发挥。
那段时间，作为一个入门者，没有自己真正动手拍过纪录片，确实没有深刻的体会。那时的我改编起片子来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性子，看一个镜头觉得不舒服随手就剪掉。待到后来自己动手做片子，才真正体会了镜头的组合的含义，也开始慢慢改掉跟着感觉走的随便风格。
这个自己拍片子的机会从我被调去做新闻记者开始。新闻原本不是我的长项，上学的时候我就更偏爱文艺风格，连毕业论文选择写的也是电影方向。不过好在关于新闻理论和实践的课程我也一节不落的上过，还曾经和同学一起鼓捣出一段三人评论式的新闻播报板块，一边播新闻一边评时事，玩的不亦乐乎。靠着原来的功底，我调到新闻部的第一天就硬着头皮出门采访了。
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一段经历之于我才是真正的精彩刺激，做记者的两年里，经历了不堪回首的大夜班，NG无数次的现场报道，为拍一条堵车新闻走过好几公里的路，血肉模糊差点不能播出的杀人现场，被骂的狗血淋头的错别字，还有一次差点被大广告牌砸中因公殉职……在这里，我从一个会哭鼻子的小姑娘变成了硬生生忍住眼泪据理力争的女汉子，除了出镜的时候依然爱用打死都改不掉的调侃语气之外，身上更多了一份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更多的是从别人身上获得的：每当碰到需要帮助的人，他们无助的眼神总是督促我多了解一点，想办法多解决一点；身边的同仁们，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忍受着饥饿、熬夜甚至是被打骂简直追寻着事实真相。可以说，这里是我人生的另外一个大学，也让我获得了更多的成长。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选择辞职离开了云南台，向着家的方向折返，在帝都展开了一段北漂生涯。期间给一个纪录片栏目做过编导，这个神奇的栏目里女主持和男嘉宾经常要用大段的问答来八卦历史，这倒是符合我的路子，写起来格外的如鱼得水，好像又找回了当年的风格。
然后当这个工作做到上手就能写稿子的时候，我又开始在一个军事栏目客串编导。你能想象吗，一个连飞机大炮都认不全的姑娘，熬夜翻资料，一边写着美国在东南亚部署军事力量的稿子、一边编着充斥各种先进武器的片子，偶尔还抽空跟着同事飞奔去给晚会做现场导演的活儿。
那段时间我的生活只能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睁开眼睛就写稿子，闭上眼睛脑子里各种画面乱飞。疯狂的工作疯狂的攒钱，却依然不能让我在这个城市安稳的生活，于是我又一次选择了离开。
至此，我已经在新闻和社教节目里转了好几个来回，好笑的是，最后让我稳定下来的是一个文艺栏目，也是我最初的梦想：一个能和明星打交道的综艺节目。这几年兜兜转转的积累沉淀了我的性格，这一次，当我真正站在舞台的角落，看着头顶上的聚光灯，已经找不回当年那种激动的感觉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眼角依然有一点湿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