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上旬，王文表现得相当耀眼，这位新型智库执行负责人在月初筹得了2500万元捐款，拟建中国首个生态金融智库项目。加之2012年秋季由上海重阳投资有限公司最早捐赠的2亿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运营经费令众多中国智库界人士艳羡不已。筹款能力是欧美智库优劣的重要指标，但人大重阳的优势却远不止筹款这一点。9日，《人民日报》罕见地用一大整版刊登对经济下行压力的积极解读信号，王文的采访与署名评论文章占了一多半篇幅。当“人大重阳”官微发布这条消息时，不乏有人评论：“完美转型”！
　　
　　现在，很少有人记得，400天前，王文是一位有着近10年记者生涯的媒体人，担任《环球时报》编委，主管评论并撰写社评。2013年春，他正式辞职，参与创建人大重阳。现在，他俨然已是专业的智库学者，所领衔的人大重阳也成为2013年以来中国智库界的大亮点。根据人大重阳的官方介绍，这个智库“邀聘了来自10个国家的43名国内外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与近30个国家的智库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关系，构建了直达中央的内参报送渠道，数份内参获得中央领导人的批示”。
　　
　　谈到“完美”的媒体人转型，前《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负责人王海明也是一个不错的案例。他担任秘书长的“中国金融40人论坛”在中国智库界同样相当重要。在许多公开的重大金融研讨会合影上，1976年出生的王海明通常都坐在最前排，与各大行长、部级金融高官并列，足见他在业内的地位。21世纪初，他作为《21世纪经济报道》最早的一批编辑，长期在评论版面工作，积攒了大量财经界人脉。2007年前后，他开始公开运营“中国金融40人论坛”，以极高的准入门槛和淘汰机制，网罗了40岁上下的一批金融精锐，不时推出有分量的报告，影响决策层。
　　
　　
　　与他们两人相似、正在从事智库建设的媒体人名单不胜枚举：徐以升，《第一财经（微博）日报》编委，他任副院长的第一财经研究院做得有声有色；汤耀国，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副主编，内参影响力也很强；辛本健，人民日报社内参部主编，过去是一位国际新闻记者；杨平，《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近年来杂志附带了内参送报渠道；新望，《经济观察报》记者，现在任该报研究院院长；邹卫国，前财经记者，现任人民网财经研究院副院长……
　　
　　清华大学长年跟踪智库动态的朱旭峰教授对中国网记者说，“媒体人转型到智库能够为智库提升影响力创造条件”。朱教授谈到，智库的影响力有三种：以内参形式影响政策决策、对学术的影响以及民间的影响，这包括媒体和公众。而目前在中国，通过媒体间接影响决策的通道是畅通的。由于媒体人了解媒体运作和民众舆论的动向、深谙如何传播自己的声音，所以如果智库选择依靠媒体影响这一战略，媒体人的身份自然是一个加分点。
　　
　　“媒体圈内确实存在优秀人才，他们比较接地气，也了解社会，由于经常实地调研，所以思想也更符合社会现实，这是媒体人的优势。”中国社科院学者冯钺在接受中国网采访时说，优秀的媒体人若想成功转型智库，必须有一定的“学术理论基础、对国内情况有切实的了解、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具备优良的英文水平，和国际人士打交道时，可以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和方式来阐述自身的见解”。
　　
　　事实上，媒体人转型为智库学者，在欧美世界早已开始。19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已故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早期就是英国著名记者，她的代表作《国家与市场》几乎是政治学必读书目；前《洛杉矶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孟捷慕(JamesMann)数次参与美国参议院对华评估的听证会，其代表作《中国幻想》(ChinaFantasy)对白宫对华战略起到重要的作用；CNN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omFriedman)都是智库界的常客，对美国决策层都有重要的影响力。
　　
　　近年来，纸媒没落，媒体圈一片哀号，悲观主义盛行，感觉出路无望，大量优秀记者、编辑改行，或成为公关公司的总监级人物，或加盟某些NGO组织，或在自己过去从事的报道领域谋得一职，但鲜有转型成功者。现在，智库这一出路显然给诸多有思想、有理想的媒体人带来了难得的未来曙光。
　　
　　在题为《个人转型与家国担当》、长达9000字的观察者网的专访文章中，王文这么说到：“从本质上看，我觉得(从媒体到智库)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过去是为国家崛起而呐喊，现在是为国家崛起而思考，都是一种家国情怀的延续。”如此看来，始终围绕着国家的发展而工作，或许是全球最优秀媒体人的共识。从这方面讲，中国媒体人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