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爱饮酒，一周时间大部分都有喝，许多爱饮酒的人，都不那么勤快，因为喝醉难免耽误事，但老朱却很勤快。中国最勤快的总编辑非他莫属。
　　那天晚上，从七点多喝倒一两点，感觉还是没把他喝好，他很健谈，这么多年来的经历，聊的其乐融融，一点不像初次见面的朋友。他的笑，总是很温暖人，给人力量，如同他文章的关怀那般。
　　为什么说他喝多了还不耽误事?即便晚上喝多了，他也会第二天早早把前一天耽搁的“文字”补上。
　　老朱爱好颇多，每天几乎必写流水线、发微博、微信、抄诗，经常看他的东西，粗略估计了一下，每天写作至少两千字是有的。老朱兴趣广泛，写的评论偏向于人文情怀，《免于恐惧的自由》，更是让朋友们担心他随时进去，老父亲知道后也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那个时节，是严打大V以及严控媒体之际。
　　老朱被称为“中国媒体界最后一位士大夫”，这也完全符合他的风格，他读的书几乎都偏向于政治、文化、哲学等，他评论经常引用包括哈维尔、阿伦特、托马斯·哈代等西方思想家，用到文章中总是衬托出妙的味道，与众年轻的媒体人沟通后，有人也感慨，他真是个士大夫。
　　去年十八界三种全会，刚开始低于预期，后来又高潮迭起，老朱始终保持独立的观察，他更愿意在大家叫好的时候充当一个“冷静者”。“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更不是一人之力数人之力能够建成，无论你是凯撒还是奥古斯都。”
　　老朱最早和官员结缘，他的部分同事，现在有做市长的，他一直安于内心，用他的话来说，喜欢。他的字里行间，看得出爱自由，当然他更爱酒、爱诗、爱媒体，否则他很难作为观察者写出“年度媒体业观察”。
　　老朱口头禅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对中国媒体业发展他一向乐观。想起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说的一句话，对中国长期乐观，短期不乐观，或许用在媒体业身上也很恰当。好了，扯了那么多，言归正传，下文送上朱学东先生3月20日接受《财经记者联盟》QQ群的微访谈，假如你是个媒体人，假如有困惑，或许他的一席话能让你有所感悟。
　　问：行业报的前途如何?
　　朱学东：行业报，首先看在哪个行业，依托成长性行业，把握住机会，依然有未来。把握住机会，意味着行业媒体在所在行业的产业链条上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至少在提供行业信息的专业性权威性上，有无可动摇的地位。我在2004年写过一篇文章，至今仍然觉得有参考价值《BTOB：行业媒体解决方案》，而且，行业媒体的无纸化生存机会超过一般大众媒体。
　　问：从南风窗到中国周刊，再到现在的店小二，这个过程中，辗转反侧，你有什么后悔或者遗憾的吗?怎么看待中国周刊做的好，但烧钱的问题?
　　朱学东：最大的遗憾，是中国周刊未能坚持到最后，至于中国周刊内容和经营上的问题，我自己化了半年时间总结过了，我把内容打65分，但这65分的杂志，足可以和其他好杂志相提并论——一个前提是，我们的记者都是大学毕业没多久的年轻人，年纪最大的记者，后来升任总编助理如今新浪客户端原创主编李佳蔚，也是大学毕业没多久在中国周刊成长起来的。但是，中国周刊的管理，我自己给自己打了10分，经营打了15分，这是我的问题。目前正在把这些年的事记录下来，已经写了20000余字。准备写个十来万字，合适的时候拿出来，分享一下经验教训。现在赋闲也并没闲，写文章与朋友交流，但家人反对我再做媒体，所以，先写些文章吧。
　　问：以你的专业眼光，未来电视业和传统纸媒相比较，他们的优劣势和机会分别在哪?
　　朱学东：电视我不太了解，但是，电视会越来也老人化，移动终端把电视的娱乐和体育方面的优势也掠夺了，传统纸媒衰落大趋势自不必说，但真正内容好的有管理的，依然会活着，活的也不错，即便我中国周刊做死了，也不怀疑好的杂志有未来。报纸的一城一报化，如果剔除行政权力因素，很快会出现，当然，暂时还不会出现。
　　问：为什么家人要反对你再做媒体?
　　朱学东：家人反对，是因为了解我的个性，我个人做事比较投入，很少顾及家里。
　　问：有的人认为，报纸杂志这种靠做好新闻内容来吸附广告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事实也是，互联网商业的发展，很多广告不再投放传统媒体。有的媒体开始探索做服务，您怎么看?
　　朱学东：关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至今仍要相信内容为王，没有内容仅有的商业模式也不可持续。这一点不用讨论。需要讨论的是，什么内容才是好内容，才是真正的内容为王。我去年底在深圳曾有过短短的演讲，谈到这个问题。
　　没有内容的商业模式，曾经出现过，全死了。比如广告纸。
　　问：中国周刊的采编都流向哪里了?
　　朱学东：中国周刊我的团队解散之后，走向还不错，纸媒网站的，都取决于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有选择权，所以我很欣慰，我一直灌输的天道酬勤，也让她们看到了，认真做事，就会有机会。顺便报告一下，我的常务副总，目前在中国新闻周刊的经营公司当常务副总裁;副总编目前是搜狐新闻总监，总编助理目前是新浪客户端原创主编，其他记者，也都有自己比较满意的岗位。
　　问：中国周刊以及财新走的模式，都是这种烧钱做内容的，长远盈利是否可以像优酷那样?
　　朱学东：中国周刊也不是少钱，它没有财新的魄力，中国周刊败于我和资方的非职业关系，以及我的书生意气的总编辑理念，而不是创业者的理念。财新能否成功，看资金社会关系挺多久，法律多大程度上保护它的原创性内容。
　　问：有人预测未来会消失的几种职业，包括：银行柜员、司机、记者等，你如何看?纸媒崩盘后，你觉得记者出路何在?
　　朱学东：记者岗位永远不会消失，在中国这样大转型时代，受过专业训练的记录者，永远有最好的价值，关键是主动去观察记录社会，我就是一个。当然，记者的岗位，目前有许多已经被技术在替代。纸媒如果还像从前，崩盘自然，我们纸媒的管理太差了。
　　问：什么样的内容才是好内容，才是真正的内容为王?
　　朱学东：什么内容是好内容?独家，专业，权威，文字打动人心灵让人产生共鸣，一惊一紧一荡一暖，都是好内容。过去我们都是水仙花，自己觉得好就好。
　　问：记者和红包，有啥看法吗?
　　朱学东：记者拿红包，看拿什么了，去参加个新闻发布会，拿个车马费，说实话，我不反对，虽然不好。但要是写个软文，拿红包，对不起，走人，许多媒体的广告就是这样流失的。
　　问：前一段时间诸多微信公共账户被封，怎么看呢
　　朱学东：公共微信帐号被封，与微博一样，都是于时相背的，回到法律框架，保障法律赋予的权利。
　　问：关于马航事件，中国媒体的新闻报道能力，能说一下吗?
　　朱学东：马航事件的报道，这也是我们一贯的新闻管控的一种结果，没有机会，遑论能力。
　　问：关于媒体人转型您怎么看?大家普遍的看法无非就是公关、品牌、出书或者创业。
　　朱学东：媒体人转型，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能力和期待有不同的选择。比如我们李佳蔚，原来我推荐他去做品牌，待遇也还行吧，但他更愿意做内容，所以他最终放弃了我的推荐选择了新浪。转型做公关，比记者更难，更得看人脸色。
　　问：关于国内有部分媒体的经营人员，以报道负面向企业要广告。这种做法，你是怎样看的?经营与内容，是相结合，还是互不干预比较好呢?
　　朱学东：在当下的媒体和市场环境中，一直存在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经营上也是，结果弄成了你不说他不好，他不理你，因为他本来正常的广告费都用去做危机公关了，结果最后是企业和媒体双输——核心是没有法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新闻的采集需要成本。
　　问：没有新闻法，记者法如何保护自己?
　　朱学东：这么些年，没有新闻法，我们也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自己，也做得不算太差。我的原则是，在时代允许的空间里用时代允许的表达方式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关怀。
　　问：记者为什么要转型?在中国似乎记者并不能当做一生的职业
　　朱学东：转型与否，完全应该是个人选择。我去年和不久前都跟读卖的编委中国局局长加藤君在这方面有过长聊，我们都认为，这是记录者最好的时代。
　　问：怎样让新闻经得起时间检验?
　　朱学东：记录还原新闻事件的人和事，细节，而不是妄加猜测评论，都会经得起检验。
　　问：为什么说现在是记录者最好的时代?
　　朱学东：太多值得记录的事了，但是想想我们自己，除了写些不咸不淡的新闻稿，我们真的记录了什么?
　　问：自媒体时代是颠覆了新闻定义还是更高程度上发扬了新闻定义?
　　朱学东：目前的自媒体，正在摧毁新闻。补充前面朋友提到的问题，自媒体自然也会有好的产品，但是在中国，目前我所看到的，好的产品更多集中在分析评论上，而不是在新闻信息上，众筹模式，比如刘建峰的调查报道，能够有多大未来，我不清楚，我也不太看好，真正强悍的新闻报道，需要团队的支持。至于只是集纳的，在我看来都不是自媒体，只是工具
　　问：为什么国外记者很多年纪稍长，经验丰富，而国内的做了三，五年就考虑“转型”?积累的时间有限，能够写出有份量的作品吗?
　　朱学东：转型记者的出路在哪?出路取决于自己的期待，现实和期待之间相关性较强，自然就是能够接受的出路，无论选择钱，还是其他，都一样。不转型当记者，第一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尽到了记录者的责任，记录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有价值?当然，还取决于媒体自身的力量，能不能支持你做这种记录;我做中国周刊，带年轻人，都希望他们未来成为真正意义上资深的记者，经验丰富，眼光毒辣，文字老到，关怀激情依旧，这就不会有瓶颈，这是一生的本事。
　　问：从南风窗到中国周刊，朱老师做了多年杂志，也见了不少杂志里的年轻人。作为一毕业就到杂志来的我，想听听朱老师在这个行业变动剧烈的时代，对年轻杂志记者的职业发展建议。
　　朱学东：至于国内外记者年龄经验上的差别，很简单，因为我们这些年的主流价值观是功利主义的机会主义的，人人都想快速成功，都成了激素产品，所以熬不到真正的资深，市场化媒体的记者熬着熬着，都想当总编创业，体制内年纪熬大了，也把什么都熬没了。其实，有心的时间熬得越长，未来的机会就会越多。或许我正在努力。
　　我在中国周刊的记者都非常年轻，年前离开的团队成员，都是大学一毕业就到杂志社来了，做一线采编。我一直认为，年轻人有激情，有情怀，受过良好的教育，这是你们最大的资本，在这个行业打拼，需要的是好的老师指导者，把经验传递;需要的是拓宽知识面，现在做记者与过去不一样了，所以中国周刊过去每月都有读书会;需要的是拓展接触的面，与不同的社会成员多交流;需要的是主动的观察记录，需要的是学习写作，真正意义上的文字表达。
　　问：下一步有什么打算么?
　　朱学东：至于我的下一步，在家当宅男，带带孩子做做饭，读读闲书喝喝小酒，交交朋友，写些文章，表达自己对社会的关注，顺便挣些养家糊口的稿费，当然我只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悠然于市井，同样不失为人生的一种方式。
　　问：你那一代媒体人，基本上都很少写东西了，或者说写出《免于恐惧的自由》这类的人文情怀文章，最新抓的那位，昨天微博上你还谈到了黎元江、程益中，可能你和程益中接触的多一些。你怎么看待媒体人的人文情怀?个人认为，这种情怀渐渐被功利主义所替代，记者们谈炒股者大于谈理想或者专业主义。
　　朱学东：做媒体的人，如果没有人文情怀，我不知道该如何做。我不知道别人，只了解自己，那就是，如果做的一份媒体，没有对社会的关怀，只有商业，那干脆直接做其他生意去，不必混迹于此，这个行业多难啊。
　　问：推荐几本我们应该读的书吧
　　朱学东：普利策奖特稿选，读库，都可以作为职业教材。多读欧美经典小说，多看欧美经典电影，也可以作为一种职业训练，因为经过文艺复兴之后，欧美的经典作品中，充溢着人性的关怀，当然，也有叙事技巧。至于其他的阅读，每个人有自己的兴趣，比如我个人，喜欢读无用之书，政治社会哲学历史社会学的闲书，当然，还有诗集。做记者的知识面一定要宽。
　　另外，学会观察世界，非常重要。几年前我到人大做讲座，曾经跟学生们分享过我的一个经验，那就是把每一次聚会，谈话，甚至吃饭，都当作了解未知世界或者不熟悉世界的机会，因为我们对面或同桌的人，他们的出身，他们的学识经历，都与我们不同，学会倾听，意味着能够进入了解他人的世界，知道世上我们有很多不了解的东西，学会养育我们理解世界的多元的立场。
　　问：你最近去了缅甸，腾讯大家也写了相关文章，缅甸媒体业刚起步，与中国相比，似乎更自由，中国媒体业如何在不自由的环境中，做出有益于自由的事，新京报的社长也是你的哥们，这家报纸对中国许多转型报纸，有没有借鉴意义?
　　朱学东：缅甸的媒体业很不幸，失去了50年，但他们正在拥有现在，创造未来，我们呢?嘿嘿。至于新京报，是我敬重的一张报纸，不容易，至于转型，我还没看到。
　　问：纸媒，今后的发展，怎样走?
　　朱学东：纸媒，未来会死掉一大片，这是好事，回归正常，但我担心的事，像过去一样，该死的死不了，反而占有浪费着更多的社会资源，你们也可以看到。但我相信有好的内容的媒体，总会有未来，当然还要努力做好管理和经营，我相信天道酬勤这句古话。
　　问：有没有想做自己投资来做一个媒体，不局限于杂志?
　　朱学东：没有任何自己做媒体的想法，现在有很多公共平台表达自己的立场，够了。我心很小。呵呵。
　　问：如果哪个媒体请您出山，您还会去吗?
　　朱学东：现在有媒体找我呀。我想先歇歇啊，也许一歇就永久歇了，一鼓才能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嘛。哈哈。
　　问：觉得做媒体没劲，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
　　朱学东：如果觉得做媒体没劲，那就赶紧做其他生意去，否则既害己也影响他人情绪，这是真心话。我还真没看到有多少发达的自媒体的。呵呵。
　　问：目前的中国社会转型，尤其现在雷声很大的反腐等政治措施，朱老师乐观吗?
　　朱学东：更不乐观了。因为我希望看到的是，公开透明的在法律框架下的反腐，而不是传统的方法。
　　问：英国的《金融时报》据说实现了在线收费，并且没有冲击其原有市场，而是增加了蛋糕。
　　朱学东：金融时报的情况，我听说的好像不是这样，下周会跟他们的人有聚会，我请教一下。
　　问：有这样一种感觉，中国媒体一方面受制于体制，一方面现在又与权贵结合，缺乏公信力，后者的影响是否更大?
　　朱学东：中国的传统媒体本来都是体制下的蛋，都或多或少与体制有勾连，而技术平台上诞生的新媒体，虽是美元下的蛋，但也与体制关联，所以，都或多或少与权力或资本都有勾连，关键是，权力和资本是不是影响了媒体报道的立场。
　　问：在面对可能放弃记者这个职业时，即使去一个更有“钱途”的工作职位，你是不是会有些舍不得?
　　朱学东：其实这个诱惑一直存在，但我视而不见，因为我觉得做媒体更有意义。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