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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类节目新趋向:台网输出呈新姿,“文化”再定义是关键    

  

    过去两年间,文化类节目火热荧屏,成为中国电视的一大重要变化。政策和市场的双向驱动为业已步入“下半场”的文化类节目发展创造了更多空间。

  一方面,“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的节目自主创新方向,构成文化类节目自我迭代的重要线索,也有益于视听媒介贯穿国民教育、滋养文艺创作的功能实现;另一方面,经由一个阶段的培养,不少文化类节目走出市场资源稀缺的困境,形成常态化的存续机制,不再仅仅停留于呼应政策的无奈之举。

  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在台网两端播出的文化类节目数量近60档,2018年已经播出或待编播的节目数量或将突破70档。较之2017年的规模化成长,今年的文化类节目市场在“热闹”之中步入了更趋理性、审慎的发展之中。

  台网两端涌现的文化类节目,从“量产”走向“质产”,从“严肃”走向“亲民”,降温之后迎来新变化,也面临新问题。如何审视当前的文化类节目?这既是一个具有显著性的命题,也有助于为其下一阶段的发展进程提供启示。

  新常态:台网两端持续输出精品

  经由一段时间的探索实践,2018年的文化类节目市场构成更为常态化的建制:研发原创模式、面向中国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值得欣喜的是,着眼于此类节目的再勃兴,正值经历的泛娱乐传播环境正在积极寻求文化重释的话语空间。

  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里,文化类节目持续发热,并在台网两端不断结出精品果实。

  电视端依然是文化类节目创新的重要阵地。事实上,中国电视在60年的发展中一直印迹着文化教育的传统。无论是早期的科教电视剧、80年代的文化专题片、90年代的电视课堂,乃至后来的电视讲堂、知识竞答节目……

  不同社会语境中的电视媒介,都呈现出了显著的文化观照作用。但面对产业化和全球化发展态势的快速推进,电视传播也在深度卷入市场逻辑的同时,迫使文化教育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让渡于大众娱乐。

  高度繁荣的电视工业带来“娱乐至死”的社会文化危机,较之人们过剩的娱乐满足,电视的文化功能也越发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由此,对“文化电视”的重新定义至关重要,不仅作为对文化“缺席”状况的解决路径商榷,也是电视转型过程中需要直面的一个核心命题。

  央视作为国家级媒体,引领文化传播既是责任也是探索。正在播出的《加油!向未来》第三季,以“科学+”入题,意在发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科学,在延续前两季大型科学实验的同时升级形态,凸显科学的奇趣美用;不久前收官的《朗读者2》进一步拓宽文化边界,以多元社会视角感悟文学之美;《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等节目则借由当下的话语亲近传统文化,传播效果可圈可点。

  卫视频道对文化类节目的改造也有新意。湖南卫视推出的《声临其境》立意鲜明,以原创模式呈现表演中的“声音”元素,形成小切口、大影响的文化感染力;东方卫视的《我们在行动》走出演播厅,关注公益与扶贫,形成不俗的社会反响。

  正在热播的《相声有新人》,用年轻化的语态传播传统曲艺文化,对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传承形成积极影响;山东卫视的《国学小名士2》重现“飞花令”盛况,13岁的贺莉然“三秒一词五秒一诗”,引发广大青少年对国学教育的热情。

  除此之外,《阅读·阅美》《同一堂课》等节目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化传播的新实践。文化类节目频频亮相卫视,不再是陪衬式的点缀一笔,而更多在主体性确立的基础上跻身主流。

  相比电视文化类节目的成熟度,网络端的文化类节目发展晚但成长快。面对年轻人聚集的传播平台,文化类节目的互联网表达则呈现出更多探索可能性。

  《博物奇妙夜》抵达“现场”,于实景中探讨文博历史,用当代视角解读更有滋味的文化与传统;《一千零一夜》着眼经典阅读,读书、读人、读世界;《我们的侣行》以纪实真人秀的形式创新文化传播样式,贴近年轻人价值观,也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老问题:热闹之外依然一地鸡毛

  可以看到,文化类节目延承了去年的热闹图景,并在多个维度上实现影响力增量。较之2017年,今年的文化类节目市场进一步纾解了当前文化传播可能面临的“曲高和寡”状况。尤其是在各类文本对文化边界的拓展方面,表现出了相当充分的创新空间。

  从既有的受众反馈来看,越来越多的节目文本在意义生产、情感共振等方面形成积极实践,如《经典咏流传》《国家宝藏》等节目在社交网络上的走热,侧面印证视听媒介负载文化属性的现实基础。

  发展渐成候的文化类节目,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市场与政策、民间与官方之间存在的文化裂缝。尤其当消费性生产成为当前节目制播的普遍逻辑时,“以文化教育为宗旨、以视听传播为手段,以传播知识为目标”的文化类节目成为反思视听媒介文化性的关键线索。

  能够看到,文化类节目在多种社会力量的形塑下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电视内容生产的一种主流选择。但即便有不少精品力作涌现,但潜藏其后的问题仍旧需要直面。自去年文化类节目勃兴后,此类节目文本面临的困境始终未能有效纾解,甚至在今年看似祥和的市场背后,这些状况正在以更隐秘的方式被强化着。

  纵观两年以来的文化类节目市场,有部分较为集中的状况值得警惕。一方面是题材传达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流通于市场的文化类节目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比例将题材聚焦于传统文化。

  其中,又以历史、文物、诗词等为主流。这些被展现的对象固然是中国悠久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过于同质化的追逐也造成其扎堆、跟风现象显著。其背后反映的问题则在于节目文本对“传统”的读解过于单一,甚至已经显露出对于“传统”的节目同质化构造现象。

  其实,还有更多可入题的“传统”值得打开视野,例如建筑、民俗等,要从器物本身往器物精神开掘。除此之外,“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在文化类节目市场中也不鲜见。有节目以“文化”之名,内核却是一档过度嬉闹的竞技综艺,文化元素仅为点缀,并不关乎任何宏旨。

  另一方面,节目形态的设计问题也应当予以更多重视。就当前的文化类节目来看,对于形式的创新还远不及其他品类的节目文本,演播厅+嘉宾交流的方式让相当一部分文化类节目沦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访谈节目。同时,过度消费文化名人的状况也是现实,一些常常现身节目的专家学者,也变身“明星”成了香饽饽,相比之下,专家观点的稀缺却成了普遍现状。

  从文本到形式,文化类节目还大有可为:既要继续升级迭代节目模式,也要厘清问题、觅得发展。内容和传播是一体两面,文化类节目市场虽看似喧嚣,但在传播的层面依然难免捉襟见肘的局面。这背后呈现出的,正是整个市场有待于进一步成长的巨大空间。

  长线思索:创新文化表达道阻且长

  文化类节目是不是越多越好?

  从既有的发展状况而言,这是一个值得再商榷的问题。在层见叠出的文化类节目中,真正有价值的文化探索却很有限。这背后关涉的是在节目生产-传播逻辑下更本质的命题。

  一方面,任何品类的节目自主创新是一个过程,若是一味追赶市场的速度,创新乏力的困局必然将时常发生。投射到当前文化类节目的发展态势中,节目同质化、文化生产浮于表面等问题都是具体反映。

  另一方面,伴随规模化发展而来的,恰恰是文化类节目刚刚起步的寻“根”之路。并不是有“文化”入题就能构成一档优质的文化类节目,文化主体性地位的确立是此类节目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进一步而言,无论何种题材的文化类节目创新,都需对“文化”有更清本溯源式的理解和阐释,不仅仅停留在露出文化元素、平移文化特征等方面,由此才能迎来节目更丰富的创新探索空间。

  如果仅限于用文化符号定义文化类节目,那么此类节目文本乃至于“文化电视”的构筑都只是浅尝辄止。对这一现象的管窥,其核心命题在于主流视听媒介作为承载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究竟如何得以可能?尤其在面对当前文化传播的困境时,媒介的意义生产如何实现功能层面的突破?

  虽然今天的文化类节目已经初具规模,从既有实践来看,已有不少节目文本表现出其在文化传递(传承)、审美娱乐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但从更长远的视角看,文化类节目对文化沟通乃至于文化再生产功能的促成,都还有相当的距离要拉近。

  对此的解决路径,找到“有根之水”才能改善;文化类节目要想在类型层面立得住、传得开,还需重新回到对“文化”的认识这一基本面的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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