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 黄升民
近20年来,数字、网络技术叠加后,导致了整个传播环境中生产环境、传输环境,终端服务环节的三大无限,也成为了新舆论传播基础。传媒内容稀缺性的传播渠道被打破,形成无限传输;内容生产被极大丰富,形成无限生产;随之而来的需求要求将虚拟网和物理网进行有效结合,构建起新的服务体系,形成无限服务。
此外,我们还需关注数字技术推动舆论传播行为发生的一系列改变:1、传播主体多元化,媒体把关人角色弱化,传统操控式传播管理遭到挑战。2、传播渠道平台化,传播管理有了数据库支持,舆论可分析、可追踪、可预测。3、信息海量化,舆论热点不断,信息保质期缩短。企业传播管理任务量加大。4、传播及互动反馈加快,舆论发酵迅速,传播管理反应速度受到挑战。5、情绪要素被放大,传播非理性增加,传播管理难度加大。
面临传统操控式的企业传播管理的失灵,在解构、草根、平等的新舆论环境中,我们的企业在处理新舆论环境下的“危”与“机”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舆论管理从操控、压制走向引导、协商。
2、舆论的即时监测、分析、及时回应成为可能,积极与批评者展开沟通,尽力赢得他们的态度转变。
3、注重合理的角色分配,重构信息权威性:新媒体时代媒体把关人角色削弱,企业需做好传播分工,企业组织澄清事实,第三方机构引导判断,重构信息权威性。
4、疏导情绪,引导事实双轮驱动:公众的情绪不一定按照事件的严重程度起落,当事者在处理危机时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影响公众情绪的重要因素,因此不管是企业的日常舆论监测还是危机应对,都应该注重对公众情绪的回应与疏导。
5、危机营销管理与营销传播管理的有效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