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几个广告学系的学生来找我，说要搞一个“大学生广告节”，希望我作为系主任支持一下，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广告学院，还在新闻传播学院。我说，支持可以，就是没有钱。学生说，给个开办费就行，用不了多少钱，还可以拉赞助什么的。过不多久，“大学生广告节”真搞起来了，使用的就是广院有名的吹口哨扔小飞机的小礼堂。那天晚会居然还拉到可口可乐赞助。

　　接连搞了好几届，把北京几个高校都动员起来了。节目为主，自编自演，也有外请大腕儿，说广院有请，都来。我记得有一个模仿有名的钻石广告，给广院食堂出品的广院肉饼作了一个电视广告，一个肉饼在画面中转来转去，主打的结束语是：广院肉饼，一颗永留存!事后我给学生说，这样开心的节可以搞大哟，他们说正有这个意思，说要写了一个策划报告，让我递给广协，办成全国的大学生广告节。果然，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拿到报告书，我马上就把它转交给了广协的老何。

　　提交报告后过了一两个月，老何有回音了，说很好，广协赞成搞这么一个大广节，不过，有一个条件，需要交二十万赞助费。我一听，傻了。学生的节，有个屁钱，没法搞。老何说，那还是会有人搞的。谁搞?南京财大的乔均愿意出面搞。我听了哑口无言。

　　我在南京见到乔均，很客气也很热情。他坚称不知其中背景，接过任务找到赞助就搞起来了。赞助者就是江苏卫视广告中心的李文明。

　　转到南京的大广节我也出席了。一路上老何好言相劝，说谁搞都一样的，乔老爷搞得吃力的话，还是需要你们帮忙的。果然，搞到第二届老乔有点吃力了，于是变成两家搞，一半在南京一半在北京，再往后，李文明离开江苏卫视了，这个大广节也出现危机了。05年在西安举办广告节，各路人马都去了，我在宾馆的大堂遇到穆虹，她笑嘻嘻地说，黄老师，我们要做大广节啦，你要支持哟!我一听，火大了，靠，这是什么世道呀，一个大学生们搞出来的创意，巧取豪夺被弄到了南京，现在，又落到了天津女魔头穆虹手里了。穆虹的反应和乔老爷一个样，一脸的无辜。我可不知道什么背景故事，接到任务我们就努力完成好了。穆虹如是说。

　　无语。

　　就在2005年的那个广告节，我向广告界的同仁宣布，我们要搞中国广告博物馆了。之前，在中国广告博物馆发起人大会上，姜弘，程春，胡纪平等广协老前辈提议，这件大事最好能让广协参与，刘保孚还自告奋勇，要和我一起去广协汇报汇报。这次会上我被两个问题问倒了，一是广告博物馆未来具有什么样的商业前途，二是广告博物馆运营组织的股权结构如何。我一下子回答不了，因为发起人大会开明宗旨：中国广告博物馆是一个面向全体业界的，公益性质的非盈利机构。所以我也就无法回答那两个问题，也正因为这样，广协是否参与也就含含糊糊了，最后答应派员旁听看看情况再说。我们客客气气地分手了。回来路上刘保孚很生气，我倒无所谓了，还是自己搞吧，从那个时候我就想，该是独立放飞了，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如是说。

　　又过了若干年，老勾对我说，总局要和大学合作，成立一个研究院，专门研究广告产业政策走向以及种种行业急迫解决的问题。我说行呀，这个研究院叫啥?就叫中国广告研究院。过了不长的时间，带着国徽章的红头文件下来了，劈头就是“中国广告研究院”。筹备揭幕大会那几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总局传来消息，说“中国”字头不妥，要改成“广告研究院”，我觉得堵心，中国广告博物馆我都叫了，干嘛不敢叫中国广告研究院呢?这时老勾告诉我，总局态度坚决，如果不改，领导就不来揭幕了。就在双方顶牛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妥协的双方认可的名字，这就是现在叫的“国家广告研究院”。

　　国家广告研究院如期揭幕，广协有朋友电话我，这么大的事，怎么又把广协撇开了，广协领导很不高兴。我长叹一声，搁了电话。

　　2017年的10月16日，我，丁俊杰，何海明，张翔，陈怡和高山聚合在北京广告产业园B座四楼中广协的会议室。听张国华会长给我们传达工商总局的文件，大致内容是说，因形势变化，工商总局的办公会议决定，把与中国传媒大学合办的“国家广告研究院”放到中国广告协会。之前，在央视的牡丹江会议张会长约见过我，已经传达了大致内容。这次看到文件听到传达，还是五味杂陈。2011年成立之初说得何等迫切，开幕式何等热闹，领导亲临揭幕，各路大腕云集，就那个批准成立国家研究院的文件，碗口那么大且带着国徽章。现在说散伙，一个办公会议的议论，一份办公厅的文件加盖一个萝卜章，完事了。

　　不合程序没有礼貌也不懂规矩嘛。

　　对于这些事情，我很看得开，夜壶就是夜壶，时刻准备着。那天张会长有些激动，对着我们几个人演说了有近一个小时。论古今说做人，声情并茂。我看着他，眼前特然显现辽阔的大草原，奔跑的牛羊，成千上万!无数熟悉的人脸，混杂在奔跑的牛羊当中狂呼乱叫。

　　隐隐约约传来，三十而立哟三十而立，我们又要回来啦!

　　“我与广协的故事”就此打住。文中所列人名均为虚构，有重合不必在意。